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对维西县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探明现今该地区影响住院分娩的主要因素,并深入分析当地影响住院分娩的瓶颈问题,以便为维西妇幼工作突破瓶颈提供理论决策依据。研究方法定量研究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1:3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在2012年至2013年两年期间在维西县分娩结局为未住院分娩的孕产妇作为病例,选择胎次相同、年龄±1岁,同年份在维西县住院分娩的孕产妇作为对照,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包括:孕产妇基本信息、住院分娩相关情况、未住院分娩相关情况、卫生服务可及性等内容。定性研究应用半结构式个人深入访谈对维西县妇幼卫生服务工作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统计描述、卡方检验、单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研究结果1.病例组与对照组孕产妇基本情况的比较:150名病例组孕产妇的平均年龄(23.93±5.01)岁,450名对照组孕产妇的平均年龄(24.34±5.10)岁,t检验分析两组的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t=0.840,P=0.401),两组孕产妇的年龄分层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2=0.902,P=0.924);两组孕产妇的胎次比较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530,P=0.090);2.病例组与对照组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次研究以是否在住院分娩为因变量,1为病例组(未住院分娩)、0为对照组(住院分娩),选出19个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向后逐步回归法。统计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OR值大于1为危险因素,OR小于1为保护因素。2.1两组孕产妇个体因素的比较:以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分析,文化程度(OR1=0.414,OR2=0.078)、经济状况(OR1=0.372)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保护因素,而民族为傈僳族(OR=9.811)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危险因素;2.2两组孕产妇孕产史的比较:以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分析,产次≥3次(OR=5.751)、孩子数≥3(OR=3.425)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危险因素,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地点在医院(OR=0.071)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保护因素;2.3两组孕产妇健康知识水平的比较:以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分析,产检次数(OR1=0.031,OR2=0.003)、健康基本知识(OR=0.372)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保护因素;2.4两组孕产妇健康意识水平和社区支持程度的比较:以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分析,听过孕产妇死亡(OR=0.225)、知道在维西住院生孩子免费(OR=0.116)、知道孩子预产期(OR=0.078)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保护因素;2.5两组孕产妇交通可及性因素的比较:以logistic回归进行单因素分析,常去的医院离家的距离(OR1=6.706, OR2=7.302, OR3=17.103)、去医院需要花费的时间(OR1=4.405, OR2=6.273, OR3=21.437)、去医院的自我感觉远近(OR1=5.795,OR2=15.900)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危险因素;产检地点为县级及以上医院(OR=0.434)、去医院的而道路状况(OR1=0.335, OR2=0.385)、去医院经常使用的交通方式(OR=0.451)是孕产妇住院分娩的保护因素;3.孕产妇住院分娩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第一主成份主要受民族、母亲文化程度、居住地与医院的距离、路上花费的时间、感觉到医院的路程远近等因素的影响,反映了孕产妇个人特征和交通可及性的情况;第二主成份主要受是否听过孕产妇死亡、是否知道在维西住院分娩是免费的,是否知道孩子的预产期等因素的影响,反映了孕产妇认知水平情况;第三主成份主要受产次、孩子数、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点的影响,反映了孕产妇的孕产史情况;第四主成分主要受交通状况、交通方式的影响,反映交通的便利程度;第五主成份主要受经济状况的影响,反映经济影响因素的情况;第六主成份主要受产检地点的影响,反映了社区医疗可及性服务因素;第七主成份主要受产检次数和基本知识的影响,反映孕产妇孕期保健知晓情况。结论本研究发现,影响孕产妇住院分娩选择的因素主要归纳为个人特征、孕产史、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和孕产妇认知水平、交通因素、家庭经济条件、产前检查服务利用及社区医疗服务可及性等因素。其中交通因素、个人特征、产前检查、孕期保健知识知晓程度和孕产妇认知水平是制约维西县妇幼卫生工作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目前维西县妇幼卫生工作的突破瓶颈,而家庭经济条件已经不再是普遍制约孕产妇选择住院分娩的最重要因素,只是还存在于个别贫困家庭中。建议1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倾斜政策,积极探寻待产服务模式,推进免费待产政策的建立,同时开展助产技能培训,并将助产人员身份合法化;2加强卫生服务机构和人员建设,尤其加强乡镇卫生院产科及人员能力建设,同时可考虑在偏远的行政村建设接产室,有资质的妇产科医生可改变行医模式,开展外展服务,上门服务;3社区层面帮扶并参与,继续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并集合多方力量参与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