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作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当那些无辜生命和资本主义在建筑学上登峰造极的象征符号一起消失的同时,既引发了随后再次显示美国实力的伊拉克战争,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和对世界重大利益的根本威胁。“9·11”事件的轰响和世贸大楼的坍塌,使人在惊恐之余不禁问: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怎么会发生这样惨烈的悲剧?人类发展的历史是否会止于人类自身的攻击性冲动?对这些问题的思索构成了本文的写作目的。 国际上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存在争议由来己久,可是,“9·11”之后,美国以“受害者”的身份加上超强的国家实力及强势的媒体力量,控制了判定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分子”的权力。美国在界定“恐怖分子”时,没有基于道德标准,而是基于国家利益。这样,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就出现了双重标准:如果恐怖袭击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那么就应该将其定义为必须予以武力镇压的恐怖主义;如果恐怖袭击的对象是潜在敌国,那么,这种暴力行动就可以被默许甚至是纵容。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只能削弱反恐的公正性和道义感召力,最终受到伤害的恐怕是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事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利益也将深受其害。 果不其然,“9·11”事件三年来,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2004年9月的头一个星期,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先是两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坠毁,接着是莫斯科公共汽车站和地铁站爆炸,后来又是北奥塞梯上千名师生被恐怖分子劫持。当看到无辜的儿童流下鲜血、听到母亲在绑匪的强迫下与儿女生离死别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声时,谁能说这不是恐怖主义?任何有关“现代性”的话语都无法脱开当代世界的社会语境。随着国际反恐斗争的不断深入,如何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如何确保反恐斗争不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如何避免激化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不使反恐斗争蒙上“文明冲突”的阴影,已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在反恐合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也是我们力图阐释清楚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