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传统指自先秦以来形成的“诗言志”传统。包括创作思想，表现方法，作家学问、修养等。传统词学则指在《花间集》之后形成的以婉约柔媚为美的，以言情为主要特色的词学观念。本文主要探讨传统词学之诗学化过程及其对词之“幽微要眇”审美特色保留之原因。这一探讨与研究，对揭示文学发展的社会性及其内在规律性，把握词之美感特质与诗歌之异同，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试图通过总体分析和个案梳理相结合的方法，分上下两编探讨诗学传统对传统词学之影响。上编分三章，宏观地探讨诗教对词作及其理论之影响。 第一章从诗重意，词重声谈起，分析了文人之思想与修养对词之雅化、诗化的影响。从而证明了一种文体的发展，最终还是受到人文等社会环境之影响。所以，以言情、娱乐为主张的人为传统之词学观，终究会被打破。词之诗化、社会化是发展之必然。 第二章讨论了词学在政治、伦理化过程中，对诗学中“比兴寄托”之继承与发展。论述了词学如何继承了“比兴寄托”手法，使词之创作与批评更加政治化、伦理化，从而使“寄托“所具有的政教与审美内涵，在词学中得到完美统一。 第三章探讨了词学对诗骚传统，尤其“楚骚”精神的继承，并分析了其中原因。本文认为，楚骚所具有的“反复缠绵”的表现方式与词之“曲尽人意”的文体特质相暗合。而且，词一旦与道德相联系，更宜于表达悲剧情感。因为这种幽怨之情，在委曲倚之于声后，就具有了吞吐顿挫、缠绵悱恻的楚骚精神之美。所以，词宜于表达“幽约怨悱”之情。 下编除了唐宋词一章总体论述词学之诗化外，主要通过对清代重要词派代表人物的身世、经历、学养、个性等方面的研究，论证了诗学传统对词学观念之影响。其意在透过具体作家词学观念形成的历史，来观照诗学是如何对词学家发生作用，使词诗学化，以及词又如何保留了自己之审美特质。 第一章从唐宋词之创作与理论两方面探讨了唐宋词雅化与诗化之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唐宋词的诗化，主要是创作中的诗化倾向。理论上，他们更注重词体本身之表达方式和审美特质；而非道德意义上的美感特质。词为宋之“一代文学”。但从词学理论上看，清代则更成熟、更繁荣，并出现了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词学观。而且，从众多流派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任何一家的词学观，都与诗学修养和传统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以几个代表性人物，来例证诗学传统对词学观念的影响。 第二章论述了陈维崧之创作及理论之诗学化。陈维崧“词亦如经史”理论的提出和“穷而后工”的词学观，既提高了词体之地位，也增加了词作在表现中的感发力量。但他的诗歌化的表现方式，却使得词作缺少了“幽微要眇”的美感特质。所以，词是不能完全诗化的。 第三章通过朱彝尊之儒家学养，即他的才、学、识之文化背景看诗学传统对词学之影响。朱彝尊博学通才，在文史哲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贡献。经学上，他反对宋明理学，反对空谈，有着通经致用的思想；文学上认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提倡“文以载道”。因此，透过他的词论和词作中表现出的温柔敦厚之思想和挚诚严肃的创作态度，来研究诗学修养对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之影响，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四章探讨了张惠言儒家“义理”思想对词作与词论之影响。论述了张惠言的经学家气质与他敏感而睿智词心所产生的理论与创作上的矛盾与统一。张惠言以“道德”论词、评词，牵强比附。但他所选之词确实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他自己的词作更是道德与审美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因此，研究张惠言，对理解词之诗化及审美特质的保留，有着某种借鉴意义。 第五章论述了周济对诗学中“寄托”理论之继承与发展。周济第一次界定了“寄托”之内涵，使“寄托”既承载了社会历史内容，又具有了艺术上的审美特质。此外，周济还巧妙的把词乐与诗歌之教化功能联系起来，推尊词体，颇具创建性。 第六章论述了陈廷焯《风》《骚》理论所具有的词学意义和美学价值。陈廷焯论词强调作者自身的儒家修养和身世遭遇的作用。并认为“忠爱缠绵”、“盘旋唱叹”为“楚骚”之精神内涵和审美特质，所以，他提出了词宜于表达幽约怨悱之情。这种观点的提出，对于探讨词之审美特质，有着重要意义。 第七章以晚清词人况周颐为例，论述了重、拙、大理论对词学的贡献。况氏等晚清词人，主张对真性灵、真感情的抒发，使词不再束缚于儒家诗教范围，因此扩大了词境，使词回归到词之本体审美范畴中，成为抒情言志之作，达到了内容与审美的完美结合。综上，本文力图从不同角度，如诗言志的诗学传统，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风雅骚辩的艺术精神等方面，来探讨诗学对词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注意到词体诗化过程中，对词之审美特质的保留。这对我们认识文学的社会性及其文体特征，有着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