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贤亮这位在文学史上引起巨大争议的作家，本文试图立足于创作主体的心理角度，从作为红色理想朝圣者的青年张贤亮入手，通过昭显张贤亮小说文本生成的运思轨迹，以探索与透视作家本人创作的心理机制和精神走向，解读作家心态跌宕的人格密码，为进一步认识、理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建构一种有效的可能性。 五十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思想背景以及家族的渊源，决定了青年张贤亮精神——心理品质的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以传统的革命主流文化为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和信仰系统；二是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它们往往以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形式潜在影响着张贤亮以后对待历史的胸襟、衡量生命的尺度和经营人生的态度。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其个体生命、文学创作和人生信仰三元并立而又互相交叉，现实激情与理性智慧之间两极共构的张力和动态的平衡成为张贤亮小说创作审美心理机制的核心所在。在张贤亮的个体生命所经验的人生世界中，从他的审美心理机制特征出发，在他的外在社会行为所体现的现实激情方面由三种单元构成，即生命意识、真实记忆与弃儿身份；与此相对立，在他的内在心灵活动中所伴随的理性智慧则有禁欲自虐、遗忘企图和乌托邦期待。小说创作中，其现实激情与理性智慧既产生出别样的张力，又表现了动态的平衡。张力产生于作者的生命意识与潜在的“自虐情结”的冲撞；动态的平衡则表现在他对真实记忆与遗忘企图、弃儿身份与“红地毯情结”的审美观照中。正是在内外两极张力共构的审美心理机制的基础上，张贤亮在小说创作中进行着现实自我与精神自我最大限度的重铸。 然而，地狱中“鬼魂的影子”依然缠绕着张贤亮，其理性智慧支配下的审美倾向，常常使他在创作中呈现出徘徊于无地的精神困境。这种精神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传统文人重理轻情的心理定势，在其小说中构筑了男权话语的樊篱；而对历史使命的理性担承，又导致了小说政治话语 的喧哗。作家的精神困境归根结底乃是人格的困境。一般而言，主体人格 可分解为三重自我，即生物自我、符号自我与精神自我。文革的权威性与 “一体化”使张贤亮的人格面具极度发达，造成其符号自我的过分膨胀与 精神自我的休克与沦亡。这种政治化的人格失范延宕至新时期之初，其精 神自我仍处于被符号自我遮蔽的状态，这导致小说文本里认识功能的片面 强大。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张贤亮的人格面具逐渐剥落，其 乌托邦精神由社会政治形态转向了精神形态，这意味着作家精神自我的真 正复苏，为其主体人格的超越提供了新的可能。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山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热衷渐归于向内心世界 精神话语的退守，这承续了传统文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的非仕即隐的人文精神，然而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最困难也最需要的，正 是如何超越传统人文品格，并建立属于今天的精神支持与人格境界。张贤 亮在此岸与彼岸之间徘徊无地的孤独身影，留给我们的己不单纯是文学意 义上的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