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至1867年的260余年间是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期”(也称近世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教育、文化、文学还是农学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农学成就”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小农的广泛自立以及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全面成熟,具体表现为“高效集约化农具的创新与改良”、“土壤学与耕作学的全面进步”、“水稻栽培技术体系的完善”、“其他作物栽培技术的进展”、“农业思想体系的成熟”和“农书的形成与大量涌现”这六个方面。农具是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直接体现,纵观江户时代的农具,无论是水田农具、旱田农具,还是汲水农具、加工农具,均以种类多、效率高而著称。这是因为“创新与改良”是这一时期农具发展的主题词,近世人们在不断发明新式农具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于对原有农具的改进与变革。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农具种类多、效率高、专用性强,农具的驱动力也实现了由人力向畜力甚至是自然力的转变和升级。这些配套农具的发明、改进和使用标志着日本已经进入了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阶段,同时也奠定了近现代农具的格局和基础。这一时期在土壤学和耕作学领域的成就同样令人瞩目。近世土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和完善,第一个阶段是近世初期所建立的对于土壤分类与耕性及水肥反应关系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近世中期所建立的对于土壤分类与水旱田适栽品种关系的认识；第三个阶段是近世后期所建立的科学理性的土壤观。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人们对于土壤的认识不断趋于理性和科学。科学合理的土壤学理论同时也造就了科学合理的耕作原则和耕作技术。这一时期的水田耕作强调深耕、“耕、耙(耖)”结合以及水旱轮作,而旱田耕作则强调“耕、摩、耙”相结合以及因时、因土耕作。在合理耕作原则的指导下,日本各地还纷纷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水旱田耕作法,这为后来明治农业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农具的配套和土壤耕作技术的提高,作物栽培技术尤其是水稻栽培技术取得了历史空前的突破和发展。稻作技术体系日臻完善,其体系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在种子选留、提纯与复壮技术方面,人们不断改进和完善选留种技术、防杂保纯技术以及种子交换技术；第二,在育秧移栽方面,近世稻作逐渐从“密播密植”走向“稀播疏植”,并且出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插秧技术、秧田管理技术和科学合理的秧龄调控技术；第三,稻田排水技术也在原先明沟排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了暗渠排水,从而有效解决了沼泽地、冷浸田、斜坡梯田等特殊田地的土壤改良和排水灌溉难题；第四,在肥料技术方面,人们在传统自给肥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干鰯、油粕等商品肥料,其施用技术也得到了有效改进和提高；第五,在中耕除草技术方面,人们深化了对于杂草的认识,中耕的方法也开始趋向多样化和精细化；第六,病虫害防治技术方面的突破主要是鲸鱼油除虫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这也成为了近世日本防虫除害的一大亮点和特色；第七,在水稻收获与加工技术方面,人们一方面强调适时收割与倒置晾晒,另一方面则发展出了专门化的脱粒与脱壳工具,极大提高了稻谷加工作业的效果和效率。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水稻栽培技术是卓有成效的,其中一些极具特色和科学性的技术内容和技术理念对于后世(近现代)的水稻栽培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除水稻栽培技术外,其他作物的栽培技术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发展。譬如在旱地粮食作物的栽培管理方面,二麦(大麦和小麦)栽培形成了以播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和收获技术为中心的技术体系,其中播种技术明确提出了“稀播”原则,标志着近世麦作的重要突破；在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方面,棉花栽培进步显著,人们通过人工选择成功改良了棉花的性状和品质,使得产量和质量均得到了大幅提高。此外,棉花的换种技术、四水灌溉技术、打顶摘心与“除赘芽”技术也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抗灾作物的栽培管理方面,甘薯栽培技术最为抢眼,这一时期的人们不仅丰富了甘薯的种植方法(提出了薯块育苗法和薯蔓扦插法),而且还在中国《农政全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传卵”和“传藤”的留种技术经验。总之,这些发生在技术层面的改变一方面有效缓解了人地矛盾,增加了可食性农产品的产量；另一方面则通过改良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品质而进一步加快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而引发了近世日本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巨大变革。再者,就是这一时期日臻成熟的农业思想体系。从内容上看至少包括重农思想、农学思想和营农思想这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其中重农思想的核心是“农业是国家社会之本和百姓衣食之源”,强调以农业为本、以农民为上以及农业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农学思想是农业思想体系的主体内容,主要包括三才思想、三宜原则、阴阳五行思想、土壤肥力观和实验农学思想；营农思想主要表现为“多种经营,综合利用”、“集约经营,力求高产”、“计划生产,合理安排”、“核算成本,讲求效益”等农业经营管理思想。上述农业思想不仅是江户农书立论、创作和行世的依据,同时也是近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其作用和贡献丝毫不亚于前述的耕作技术和作物栽培技术。江户时代也被称为是“农书的时代”,农书可谓是日本近世农业史上空前绝后、举世瞩目的农学成就。这一时期共涌现各类农书300余部,流传至今的也有290余部,规模庞大、数量空前。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广域综合性农书、地方综合性农书、专业性农书、农家月令(日志)书、绘图农书、救荒·抗灾·开荒类农书等多种,其中地方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所占比重最大,对于农业技术的总结也最为全面和到位。各类农书的诞生和涌现实现了日本农学史上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传播先进农法和技术理念方面所发挥出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江户农学也并非十全十美,它在发展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一些缺陷和不足,譬如“耕犁设计欠佳,耕作深度不够”、“金肥依赖度高,肥料价格昂贵”、“排水不够彻底,水旱轮作受限”等。只不过,这些不足相比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江户农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空前的发展,其中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因素：其一是制度变革的有效保证。幕藩体制的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以及村社制度变革为传统农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制度保障；其二是多种政策的有力推进。诸如检地政策、兵农分离政策、新田开发政策以及经济作物栽培解禁政策的实施在极大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促进了农田开发和多种种植技术的发展；其三是日中交流的推动助力。江户幕藩与同时期明清两代政府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深入交流,对近世日本农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最后是江户农学的影响和地位。江户农学对于当世和后世的积极影响反映在农业生产、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对其影响所展开的研究是评价江户农学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通过对同时期日中两国的横向比较,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世日中农学的发展异同、水平差距以及源流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判定江户农学在东亚近世农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