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类胚胎相关的研究和运用技术是当前世界科学领域的前沿科技,为治愈癌症、帕金森等疑难疾病及不孕不育群体带来了希望的曙光。然而人类胚胎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却存在诸多法律、伦理、道德的争议,其争议的本质归咎于人类胚胎的特殊性。为了有效监管和合理应用人类胚胎技术,各国纷纷立法规制侵害人类胚胎行为,我国虽颁布了《人工辅助生殖管理办法》《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和应用伦理原则》等文件,但在对侵害人类胚胎行为的刑法规制上存在理论基础和立法实践的空缺。文章通过规范比较和理论分析认为人类胚胎应为人类受精卵自受精后发育至第8周末或移植入母体之前,以自然手段或以其他手段获取的具有发育能力的细胞或细胞群,应当作为刑法上的特殊实体予以保护。侵害人类胚胎行为分为应用型侵害人类胚胎行为、研究型侵害人类胚胎行为和普通型侵害人类胚胎行为,其本质是侵害了社会对于胚胎的管理权限。一些侵害人类胚胎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不能被民事和行政手段调整,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应当在刑事上进行立法,对此类行为所导致现实侵害及危险加以控制。我国在参与制定国际公约和宣言中承诺会以刑事手段规制严重侵害人类胚胎行为,且动用刑法规制能有效控制危害人类胚胎行为,亦不会阻碍人类胚胎技术的发展,这与国外的立法趋势是契合的。文章研究国外立法发现,国外立法会将侵害人类胚胎行为依据行为严重程度科处以不同等级的刑罚,最高可达10年监禁,在英国和德国立法中尤为明显,为我国立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结合我国刑法立法特点,建议在我国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第一节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中增设侵害人类胚胎罪,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细化其行为方式和对应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