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结构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的重要领域，宗族个案及其比较研究有较多研究涉猎，而非宗族结构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宗族研究与非宗族研究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是空白。基于以上研究视角的缺失，本文试图以东南地区凤凰村宗族社会与黔中屯堡区鲍屯村非宗族社会为研究个案，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对宗族结构和非宗族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走出宗族研究对非宗族研究遮蔽的囿见，提供宗族结构与非宗族结构的比较研究之实证类型，以此探寻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凤凰村和鲍屯村的先民都来自宗族社会，因当时所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制度、文化背景、科举制度等因素存在差异，形成了具有不同结构性特点的汉族移民社会。本文主要从三个时间维度来分析凤凰村的宗族结构与鲍屯村的非宗族结构的特点及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对二者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进行比较：　　凤凰村是典型的宗族社会。解放前，族产雄厚、祠堂林立、严密的宗族组织、聚族而居、祭祖活动等是其重要的结构性要素，连一年一度的“拜老爷生”也具有典型的宗族色彩。而同时期的鲍屯村则具有典型的非宗族特征，杂姓交叉而居、经济互助组织、宗教组织、娱乐组织等非宗族民间组织名目繁多，抬汪公、跳地戏、修佛等社区文化，都体现出非宗族社会与宗族社会的异质性。尽管凤凰村和鲍屯村的社会结构类型不同，但却通过不同的机制在各自社会发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功能。解放后，一系列相同的社会变革运动对凤凰村和鲍屯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宗族势力和非宗族势力都退出历史舞台，与此联系的祠堂、庙宇等物质载体被摧毁，各种宗族文化活动和社区文化活动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加以禁止。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功能大为削弱。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地方行政力量的削弱，村落有识之士的历史认同和追求，在侨务政策和周边宗族复兴浪潮的推动下，凤凰村的宗族得以重建，祠堂、族谱、福灵古庙被重修，各种宗族文化活动得以恢复。复兴后的宗族发生了转型，宗族链条变短，经济互助功能呈现亲族化倾向，宗族文化弱化，有社区化倾向，社区认同功能有所加强。相比之下，在改革开放和全国宗族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鲍屯村各种非宗族性民间组织重新走入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得以恢复，原有的经济互助功能得以延续，强化了社区认同功能。　　通过以上比较得知，在经历相同社会发展进程的洗礼之后，具有不同结构性特征的凤凰村宗族社会和鲍屯村非宗族社会，依靠传统内生性资源，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实践着传统内生性资源现代利用多种模式与可能，对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