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探讨社会治理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问题,既呈现出一副积极应对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变革的理论自觉姿态,亦隐匿着一股复杂而莫名的现实忧思：即对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社会治理的行动中实现话语创新从而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担忧。此种担忧往往会激起“自我封闭”或是“全盘西化”的系列本能反应,加之时代风云变换的波澜诡谲,社会治理行动的展开和意识形态工作目标的实现又被笼罩上了层层迷雾。颇为吊诡的是,人们总是习惯悬置这些事实而泛泛讨论社会治理的所谓框架模式和实现路径问题,或者不加思索地将意识形态的触角无限延展,以至于在有意或是无意之间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产生疑虑与困惑。由此,要拨开层层迷雾而扼住当代社会治理和意识形态的特性,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或许更应该是站在推动社会治理行动的立场上来认真研判意识形态的可定角色定位,探索社会治理中意识形态功能的合理实现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将意识形态策略的运作方式尽可能地趋向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