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成书于清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该书将神鬼故事与当时的社会风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小说涵盖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吸引了国内外译者进行外译传播,译成20多种外语,在海外享有盛誉。在众多的外语译本中,英译本的数量最多。国内外此前对《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社会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探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受意识形态的操纵,着眼于社会文化对译者的影响。然而少有研究者关注《聊斋志异》英译的文本语域问题,而将文本作为研究的核心而进行的社会语境下的《聊斋志异》译本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论文首先对《聊斋志异》及其英译本进行简要介绍,其次回顾国内外对该作品译本的研究情况,并通过梳理语域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及该理论与翻译的关系,从而论证语域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意义。基于语域理论,论文选取《聊斋志异》的两个英译本分别为——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译本以及梅丹理与梅维恒译本,通过研究两个英译本对原文语域的再现程度与再现效果,以细读、比较、描述进而分析文本的方法,对原文与两个英译本作宏观描述与微观比较,以研究译者在其英译过程中的语境处理方式,探析译者如何在语场、语旨、语式三个语域变量中实现译文对原文文本的语言结构和社会语境方面的再现。宏观层面上,根据三个变量即语场、语旨和语式分别体现于韩礼德的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论文对语域变量所体现的社会语境予以分析;微观层面上,则是将三个变量的分析细化到原文与译文的字、词、句以及语篇层面的具体对比中。立足于此对比框架,对两个英译本的翻译效果进行对比探讨。研究发现,两个英译本都在一定程度再现了原语语域,向目的语读者展现出辉煌而具有内涵的中国文学作品形象:两位译者都采用了异化的方法来保留人物（参与者）、动作（过程）和场景（环境）的意象,并试图在译本中体现作品背后的作者蒲松龄的社会文化渊源,并从原文的对话、典故、诗句等语言形式出发,寻求聊斋故事的原文叙事与描写模式的重现方式,从而保留其概念、人际与语篇层面上的意义。但经仔细比对,两个译本对于原文语域的翻译处理上又因为不同的出发点而存在保留程度的差异性: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译本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因此,在策略选择中更多地体现对翻译效果及其接受程度的考虑,对于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的意象、人物关系、语言形式,大多被保存下来,对于与文化无关的详细描写则解释得较为简洁;而梅丹理与梅维恒译本意在西方读者眼前展现聊斋故事的陌生性和神秘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更多的原文意象、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语言形式,以传达作品的异国情调。最后,在分析基础上,也对原文语域变量在译文中的再现现象作进一步思考,探讨了语域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以期从语言学的角度思索翻译研究的分析维度,并探索出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