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多年中高速增长,但这种中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为代价,环境污染必然影响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民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这对政府制定环境保护政策的适用范围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污染作为一种显著的负公共产品,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政府监管与执行不力、环境规制体系不健全等多种因素造成。面对资源约束日趋紧张、环境污染愈发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速度加快等问题,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并将其融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并阐释的绿色发展理念,再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全面提升产业链水平,协调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走可持续和绿色发展之路。这意味着制造业发展方式需由原来高度依赖要素能源投入的粗放增长向以减少不可再生要素投入、减少污染物排放负产出、实现传统劳动资本要素高效使用的转变,同时促使经济产出效率提升的集约型绿色增长。在此背景下,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仅是当前我国制造业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必要之路,更是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环境治理、监督、管理的相关政策,从2015年出台“史上最严”环保法,到2017年,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再到2018年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体现了党中央对制造业向集约、高效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那么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否有助于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论文围绕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问题,在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并全面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创新机制和就业机制,并得到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对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产生相反的影响;当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进步产生不利影响,对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创新效应和就业效应的细分路径产生显著不同影响,且存在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产生直接作用,也通过就业和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作用。论文主要分为八章内容,前两章为导论、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第三章,从理论层面分析就业和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传导机制,为下一步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第四章,构建衡量污染程度的综合指标,运用广泛使用的非径向SBM方向性距离函数Malmquist指数测度我国制造业27个子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从整体和分行业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五章,基于“创新补偿说”和“遵循成本说”相关理论,采用交互项,构建动态非线性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创新效应;第六章,通过就业的结构性变动建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作用的“桥梁”,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就业效应;第七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详细且系统的从就业效应和创新效应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直接及间接效应,通过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最后一章,从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进行了归纳性阐述。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动态面板GMM分析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门限回归分析法、广义最大熵,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有STATA14.0、SPSS、CITYSPACE、SMARTPLUS3.0等软件,对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进行细致的静态描述和动态刻画,希望最大限度呈现出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创新路径和就业路径的实现程度,提高实证结果的精确性和本文结论的准确性。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将创新效应和就业效应作为切入点,分别探索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程度;考虑到劳动工种的差异性特征,深入分析就业效应的细分层面的传导效应,突破单向线性研究思维,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劳动工种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非线性阈值效应;考虑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的同时能够兼顾多个影响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采用GME-SEM模型,通过一系列关联模型进行一次性回归,分析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直接与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