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韩进海运破产案”再次引发我国学界对跨国破产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讨论,我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的规定过于简略,主要利益中心规则作为跨国破产间接管辖规则的核心,应当引入我国立法之中。本文通过研究欧盟2000年及2015年《破产程序条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跨国界破产示范法颁布及解释指南》、《美国法典》第11卷第15章、以及欧盟和美国相关司法实践,对现今典型立法的主要利益中心规则对比分析,旨在为我国立法提供可行性建议。本文第一章介绍了“韩进海运破产案”的概况及我国关于跨国破产承认与执行的规定,通过分析我国没有参与该案的原因,点明我国立法亟需引入相关具体制度。第二章讨论了主要利益中心规则的普遍性与长期性,并阐明其系跨国破产规则的核心,表明引入该规则的必要性。第三章研究了主要利益中心规则的地点认定标准,并对不同的标准比较分析。主要利益中心一般被推定为债务人注册的住所,司法实践中,欧盟往往强化该推定,美国则弱化该推定。同时,欧盟在判断哪一国系主要利益中心地时,会重点考虑债权人可查明这一要素,美国则会综合衡量所有要素,并且发展出“神经中枢”标准。第四章探讨了主要利益中心规则的时间认定标准,欧盟及联合国贸易委员会选择了外国破产程序启动时这一标准,根据外国法院破产程序启动的时间点判断该法院所在国是否系主要利益中心地,美国则在2014年确定了外国申请人向内国法院提交承认与执行申请之时这一标准。第五章对我国引入主要利益中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在地点认定标准方面,我国应采取欧盟的模式,强化主要利益中心系债务人注册的住所这一推定,并且重点考虑债权人可查明这一要素。在时间认定标准方面,建议选择外国破产程序启动时这一标准,判断在该时间点外国法院所在地是否系主要利益中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