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充实了我国宗教、哲学和思想的内涵，也使得我国的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同时，佛教美术最初随佛教从印度传入，经过汉代萌芽期、南北朝发展期、隋唐繁荣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渗透，彼此影响。这种文化交融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下几点问题的探讨，说明佛教美术中国化的过程。第一，托胎灵梦是佛传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古印度、犍陀罗和中国佛教美术中，都有大量描绘这一内容的作品。在早期的佛教美术中，托胎灵梦的内容被描绘为佛陀的前生释迦菩萨1化身成白象自兜率天下降入胎。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化身成白象转变为菩萨骑乘白象入胎。第二，在北魏时乘象入胎与释迦太子夜半骑马逾城的图像相配置出现，石窟寺及造像碑、造像塔中皆有这一题材的图像。尤其在敦煌石窟主室龛两侧以佛传小品传的形式绘制，最早出现在北魏营建的洞窟中，接着在隋代、初唐时期都相继出现。第三，北朝时期的乘象菩萨图像中，普贤骑白象的形象也已经出现。虽然，与普贤相配置的固定图像在早期的印度佛教美术中并不见踪迹，而在中国式佛教美术中，除了有独尊单一表现的普贤菩萨像之外，根据《华严经》《法华经》的内容，普贤菩萨与文殊菩萨造像同时出现是经常被呈现的题材。这组图像尤其是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刻绘的较多，在龛两侧和洞窟其他位置均有绘制。第四，从敦煌石窟北朝至唐代时绘制在龛两侧的图像中可以看出，初唐时期多见于主室主龛两侧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的情节，至盛唐时期则不见，被乘象普贤和骑狮文殊以对称图像的形式所代替。到了中、晚唐，乘象普贤和骑狮文殊的配置图像似乎已成为定式，不仅在主室主龛两侧、主室窟顶四披或东壁门两侧等处都有表现，也出现在大型华严经变画、法华经变画中，包含了深厚的佛教义理。笔者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证分析后，探寻了乘象菩萨周边的图像配置与其尊格的变化原因：一，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差异。二，汉民族的传统思想意识。三，“对称”表现形式在佛教美术中的运用。四，受汉民族传统思想影响的北传汉译佛传典籍的变化。五，从汉译佛传典籍中看出，动物形象在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的情节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故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六，大部分中国佛传故事图像以佛传核心“八相成道”为主创作，而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均位列八相当中。七，乘象入胎与逾城出家在佛传故事中都包含“初始”之寓意。八，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的配置图像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帝王观。九，中国大乘代表经典《华严经》和《法华经》对乘象普贤与骑狮文殊的对称图像的影响。十，白象和狮子图像的配置在中国佛教美术中是很常见的信息。综上所述，乘象菩萨周边图像的不同配置，影响到其尊格的定位和变化。本文试图以乘象菩萨的图像和尊格的变化为线索，以佛教典籍为基础，列举大量佛教美术图像，以北朝时期的造像碑、造像塔和敦煌石窟北魏至唐代的壁画为媒介，论证佛教美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儒、道等传统思想相结合，把佛教教义转化为中国式佛教图像，说明艺术的发展史是观念和要求的变化史，以此揭示佛教美术中国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