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不只是现代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也是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者。一直以来,学界关注他的文学艺术研究,而忽略了其思想性。本文尝试从启蒙的角度研究沈从文的思想。第一章,探究五四启蒙思潮与沈从文身份认知的关系。当五四启蒙落潮以后,它的精神余脉成为沈从文师承五四的宝贵遗产。与五四启蒙主体(“阐释者"身份行使“立法者”权力)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身份认知是通过“阐释者”的立场体现出来。这种立场不但与乡下人立场在姿态上趋于吻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五四启蒙的自身缺陷。第二章,梳理并论述沈从文的三种启蒙姿态——走向边缘、回归乡下、沉默后退。阐释“五四”构成了沈从文启蒙思想的基础,而苗族认同成为其启蒙的文化根基。租界语境下,他的苗族认同是对抗西方文化的“中华民族”想象。沈从文身份转变后,回归乡下的姿态让他依然保持“乡下人”的秉性与人格。在他身上,乡下人的群体观念又是一种个体观念,是乡下人群体观念浓缩到他身上的对抗姿态与经验总结。解放后,新社会话语剥夺了沈从文乡下人的群体观念,造成他从群体(乡下人群体与文学家、教授等社会身份代表的群体)向个体地后退,成为被启蒙对象。沈从文却通过被启蒙与自我启蒙的对抗,来逐渐认可新社会。尽管文物研究视野下的启蒙姿态显得模糊、混乱,但他沉默后退的姿态,始终隐藏不住他对启蒙立场的坚守。第三章,考察沈从文启蒙的资源背景。他以镜像般的个人历史经验分析战时革命的方式；也根据习作的文学经验(包括阐释五四)反思文坛现状。即便从事文物研究他也不忘用经验来评论当时的文学。在他的思维中,经验就是理性的化身。文学经验中蕴含的个人经验又与历史经验等互相影响,它们共同支撑了沈从文的经验理性启蒙。余论,反思作为悲剧的启蒙。文章从启蒙对象、启蒙目的、场的缺失与合法化的危机三方面入手,揭示启蒙失败的内在成因,也以此寻找沈从文启蒙思想研究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