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购统销制度的讨论，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以高层视域为主，进行宏观论述。个案研究方面，或依旧采用高层视角，把基层变为中央的注脚，或采用传统叙事框架，叙述之外，少有新意。对于统购统销的社会主义改造功能，大多数研究均有提及，但只聚焦农民生产活动的组织化——即生产合作社，对农民生活的组织化着墨较少。对此，本文以重庆市江津县（今江津区）为中心，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展现统购统销制度对基层社会的改造。除了《绪论》与《结论》外，本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首先理清江津县1952年粮食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重建该县1953、1954年的粮食实产数据。第二部分，比较统购数据、县委数据和实产数据，讨论增产与统购的关系。第三部分讨论江津县委对统购政策的具体执行，及其对农民生活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粮食统购的社会主义改造功能。本文有以下几个发现：其一，江津县的统购一开始便与一个虚高的增产率挂钩，将所谓“增产”粮食转变为统购粮。其二，统购前所进行的互助合作与增产的宣传论述，赋予互助合作一定增产的逻辑合理性。互助组合作社与统购运动的互动，一步步将农民的生产活动组织化。其三，通过对农民售粮款的安排，江津县建立了一批供销社与信用社。这些组织建立后，通过工业品推销、生产生活资料的限定性供给，反过来推动着农民生产生活的组织化。总之，制度性的虚假增产、整肃背景下的粮食统购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不断被组织化，三者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将中国农民推进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