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从制度层面考察雍乾王朝国家对黔东南苗疆社会控制问题，旨在探讨王朝制度在一个边疆族类社会推行与实践过程中所导致的二者关系之变化，以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思维下王朝国家、制度安排与边疆族类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开辟前的黔东南苗疆置身“化外”，其社会控制方式主要源自于族类自身传统。雍正年间，王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促成“新疆”开辟，同时伴着立官制、布绿营、颁法律、定赋税、开教化等一系列制度移入形成了社会控制新格局。　　 在新的格局下，王朝国家不良的制度基础，加之王朝国家制度供给不足，最终引发族类对抗中央王朝的行动——雍乾叛乱，二者冲突由此而生。王朝国家在底定“新疆”的基础上，在制度成本的考量下，通过经济开发、法律调适、军力重置和政治重构等一系列的制度调适再造地域秩序，这一调适使得二者在基本实现利益均衡的基点上达成了和解。　　 雍乾年间，在黔东南苗疆历史变迁中，王朝国家与族类社会之间呈现冲突与和解演变的背后，上演的是二者为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展开的争夺，在争夺中，当王朝国家在族类社会中的制度安排能促使二者各自利益处于均衡的基点时，二者达成和解，反之，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