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乡村平静的格局。中国乃至中国乡村在西方列强的暴力入侵和剥削下以被迫的方式卷入到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传统乡村如何应对现代化转型成为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在此背景下,20世纪20-30年代,国内自发兴起了“救济乡村,振兴农村”的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旨在通过对乡村实施救济与振兴,最终实现对国家的救济与复兴。此次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便是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他们三人也被称为乡村建设三杰。在时代的洪流下,虽然三人的乡村建设实践最终走向失败,但纵观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至今依旧存在。而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无疑是一次本土性的乡村现代化探索,因此,以现代化为背景,以治理理论为视角,研究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工作,或许能为当代乡村振兴实践探索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启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国家政权分裂,内忧外患的境况,一大批爱国志士纷纷寻求救国存亡之道。以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派人士都注意到乡村乃中国社会的基础,立志要通过振兴乡村,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他们三人由于人生经历、受教育水平以及对中国具体问题认识的不同,对乡村建设的价值取向、治理主体的选择以及实践路径各自有所差异。在价值取向方面,晏阳初将国家救治的希望寄放在广大民众身上,他设想通过乡村建设,实现对人的改造,到达从“新人”上升到“新国家”的目标。梁漱溟主张以中国的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方的长处即从旧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新文化,以文化的重塑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卢作孚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兴办实业直接为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在治理主体的选择方面,晏阳初选择了留洋博士、青年学员与平教同学会,卢作孚主张重新训练青年人才,梁漱溟则倾向地方乡绅、乡民与外来知识分子。在实践路径方面,晏阳初通过四大教育与四大建设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共同致力于培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强健力的现代化公民,卢作孚通过兴办工业,发展交通等经济措施,带动北碚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梁漱溟从培养团体组织入手,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创造一种新的乡土文化,又以新文化的生成来催生政治制度文明,最终实现现代化转型。令人遗憾的是三杰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走向了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现代化方案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潮流。然而,除了时代的原因,从治理视域来看,三人乡村建设本身也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三重悖论,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的悖论、农民“主动性”与“主体性”的悖论、“公”与“私”治理规则的悖论。这样看来,其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大为不同,但是两个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却有着相同本质即追求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其次,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三杰所面对的城乡差距问题以及文化失调等问题到今天依旧存在。最后,三杰的乡村现代化运动也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们关于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思考对当今乡村振兴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相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历史局限和三大悖论而言,新时代乡村振兴是作为国家战略而提出。与以往把乡村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手段不同,乡村现代化也成为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新时代乡村振兴既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历史延续,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巨大进步。当然,伴随着新的历史条件乡村振兴也面临着形式主义泛滥、农村矛盾频发以及村民参与程度低,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的治理困境。民国时期三杰的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通过梳理与分析他们的乡村治理方案、失败原因、时代价值等等,启示着新时代乡村振兴要以产业兴旺缩小城乡差距,以农民自觉作为乡村发展的源动力,建构具有乡土逻辑的知识分子,将职业教育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农民组织促进乡村振兴的各项事业。结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进步与治理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应为经济上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产业,成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通过农民的职业化教育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政治上通过破除形式主义,赋予农民主体地位,培育新乡贤,推进协商民主来构建多元治理格局。文化上通过重构农民生活共同体、价值共识以及道德教育的手段实现乡土文化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