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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肺癌是当今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类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肺癌也是引起全世界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约有180万肺癌新病例发生,是目前发病上升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特别是在那些经济水平不是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更明显。但在近些年,女性肺癌发病率逐渐超过男性,特别是在那些欧美发达国家中尤为明显,男女比例逐渐下降。肺癌高发年龄为45~65岁,发达国家肺癌高发年龄高于欠发达国家,可能与发达国家人口寿命比发展中国家长有关。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间的差异也是很显著的,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增加,但近些年,农村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肺癌预后较差,5年生存率和生命质量较低,对于那些发生转移的病人,情况更是不容乐观。近些年随着耐药性的出现,使肺癌的治疗面临巨大的挑战。肺癌的致病因素很多,除吸烟以外还有很多因素与肺癌发生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方案,深入探讨多种因素与肺癌发生的之间的关系,为肺癌的预防和控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1:1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将病例与对照按性别和年龄进行配对,排除了年龄与性别对本研究的影响。病例来源于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在我院经病理组织学金标准确诊的、原发性肺癌患者,年龄≥30岁,在本地居住时间≥3年,对自己所患疾病情况明确,并自愿参与本研究。对照人群选取的是与患者同性别的同胞兄弟或姐妹,若无兄弟姐妹,则选取与患者同性别的邻居。年龄差在±3岁之间,在本地居住时间≥3年,身体健康,无本研究相关的肺组织疾病和肿瘤史。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吸烟史、饮酒史、既往病史及肺癌相关因素。同时应用艾森克人格问卷(成人版)对研究对象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对象填写好问卷后由经过培训的专门人员进行调查问卷的回收和录入工作。录好数据后对所研究指标进行定义和分类,并对研究变量进行赋值。计量资料结果均采用均数±标准差来表示;计数资料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先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筛选出肺癌发生的危险因素,再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剔除混杂因素,分析调查表中各因素对肺癌发生的影响情况。结果: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本研究共选取了312例肺癌患者,并按配对要求选取了312名对照。病例组年龄范围为31~86岁,平均年龄为62.92±12.04岁,其中,30~35、36~55、56~75以及76~86岁各有5、66、194、47人,所占比例分别为:1.61%、21.15%、62.18%和15.06%;男性225人,占72.11%,女性87人,占27.89%;肺上叶发生肿瘤人数为155(49.68%)人,肺中叶有19(6.09%)人,肺下叶的有138(44.23%)人;312名病例中215名患者居住在城市,占68.91%;97人居住在农村,占31.09%。对照组年龄范围为30~83岁,平均年龄为62.22±10.63岁。30~35、36~55、56~75以及76~83岁各有7、73、189、43人,所占比例分别为:2.24%、23.40%、60.58%和13.78%;男性225人,占72.11%,女性87人,占27.89%;居住在城市207人,占66.35%,农村105人,占33.65%。经统计学检验,均P>0.05,差异无意义,具有可比性。2 单因素分析肺癌发生影响因素BMI:病例组BMI正常、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109(34.94%)、167(53.53%)和36(11.53%)人;对照组分别为171(54.81%)、116(37.18%)和25(8.01%)人,P<0.001。教育程度:病例组教育程度为小学的有98(31.41%)人,初中124(39.74%)人,高中71(22.76%)人,大学及以上19(6.09%)人;对照组中教育程度为小学的83(26.60%)人,初中65(20.83%)人,高中141(45.19%)人,大学及以上23(7.38%)人,P<0.001。收入情况:病例组月收入低于2000元有23(7.37%)人,2000~5000元有89(28.53%)人,5000~8000元有106(33.97%)人,高于8000元有94(30.13%)人;对照组中以上各收入水平阶段分别有34(10.90%)、75(24.04%)、121(38.78%)和82(26.28%)人,P=0.163。婚姻状况:病例组婚姻状况为9(2.88%)人未婚,148(47.44%)人已婚,100(32.05%)人离婚,55(17.63%)人丧偶;对照组8(2.56%)人未婚,198(63.46%)人已婚,62(19.87%)人离婚,44(14.11%)人丧偶,P=0.001。民族分布:病例组汉族268(85.90%)人,回族26(8.33%)人,满族14(4.49%)人,其他少数民族4(1.28%)人;对照组汉族281(90.06%)人,回族21(6.73%)人,满族10(3.21%)人,P=0.138。吸烟史:病例组吸烟者214(68.59%)人,不吸烟98(31.41%)人;对照组吸烟180(57.69%)人,不吸烟132(42.31%)人,P=0.00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OR=2.10,95%CI为(1.33,3.33)。饮酒史:病例组饮酒192(61.54%)人,不饮酒120(38.46%)人;对照组饮酒185(59.29%)人,不饮酒127(40.71%)人,P=0.634,差别无统计学意义,OR=1.09,95%CI为(0.81,1.47)。家族史:病例组中有肺部恶性肿瘤家族史的有99(31.73%)人;无家族史的213(68.27%)人;对照组中有肺部恶性肿瘤家族史的有55(17.63%)人;无家族史的257(82.37%)人,P<0.00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OR=2.57,95%CI为(1.68,3.93)。肺部疾病史:病例组有肺部疾病史的有179(57.37%)人,无肺部疾病史的133(42.63%)人;对照组有肺部疾病史的有144(46.15%)人,无肺部疾病史的168(53.85%)人,P=0.00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OR=1.92,95%CI为(1.31,2.82)。被动吸烟史:病例组有被动吸烟史的41(13.14%)人,无被动吸烟史的26(8.33%)人;对照组有被动吸烟史的24(7.69%)人,无被动吸烟史的43(13.78%)人,P=0.009,差别有统计学意义,OR=2.55,95%CI为(1.75,3.71)。社会心理因素:病例组E得分为45.77±8.40,对照组为51.75±12.28,t=-7.105,P<0.001;病例组P得分为59.23±10.37,对照组为52.98±11.12,t=6.964,P<0.001;病例组N得分为51.36±9.32,对照组为50.71±8.77,t=0.929,P=0.354;病例组L得分为49.98±8.10,对照组为48.06±7.90,t=2.736,P=0.007。3 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肺癌发生的影响因素:将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后,最终有意义的变量为:BMI、家族肺部肿瘤史、吸烟史、肺部疾病史、P(精神质)、L(掩饰性)。BMI的OR=2.449;家族史的OR=6.236;吸烟史的OR=3.269;肺部疾病史OR=2.230;EPQ量表中P的OR=2.201;L的OR=6.580。肺癌不同病理分型的影响因素:与非小细胞癌相比,小细胞癌及其它类型的肺癌的危险因素有4个,分别为性别、被动吸烟史、吸烟史和P(精神质)。与男性相比,女性OR=0.111,95%CI(0.017,0.683);被动吸烟OR=15.303,95%CI(1.799,130.137);吸烟史OR=5.568,95%CI(1.688,45.044);P(神经质)的OR=21.574,95%CI(1.660,280.356)。结论:根据本次调查发现肺癌发生的危险因素有:BMI、家族肺部肿瘤史、吸烟史、肺部疾病史、P和L;肺癌病理分型影响因素分别为性别、被动吸烟史、吸烟史和P。因此在肺癌的防治过程中可针对以上因素采取措施,降低肺癌对人体产生的危害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