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小说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代,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必然产物。其泛政治化的倾向较为浓厚,而且本质预设的特点十分突出。农业合作化小说在男女主人公形象刻画与情爱叙事等方面都进行了脸谱化、道德化的修辞,将“社会主义新人”置于革命者与反动破坏分子的二元对立体之中,凸显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现代性特质。合作化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身份修辞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好坏分明、善恶对立十分鲜明。在合作化小说情爱叙事中,男主人公形象大都是无私忘我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只热衷于革命事业,而其情感世界往往处于匮乏和缺失的状态;而女主人公形象对“新人英雄”的大胆追求虽然凸显出了一定的女性意识,但是在实质上,她们是作为“新人英雄”的一种映衬而存在的。在《三里湾》、《山乡巨变》及《创业史》、《艳阳天》等合作化小说中,情爱叙事的模式化的倾向较为普遍,男主人公形象一般对爱情要么避而不谈、躲躲闪闪,为了革命而忘情;要么是将爱情为革命事业的辅助和推动力量,在他们的世界观中,爱情必须是服从于神圣的革命事业,这样的爱情才具有合法性。而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在男女主人公形象被高度政治符码化之后,他们在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功能便是教育、改造落后农民,扮演着在农村广泛地推进合作化运动带头人的角色。本文分别从叙事学、女性主义、修辞学等多重维度对50至70年代的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及《艳阳天》等小说经典进行深度挖掘并对其政治文化蕴含作出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