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基于行为主义的视角，从微观的社区层面入手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研究选取广州市的三个城市社区作为案例，分别从社区交通资源安排和社区居民出行行为特征两个方面对案例社区进行分析。基于社区交通资源的研究主要围绕社区的交通资源供给、道路组织与停车系统安排、主要交通方式及其转换等三个方面展开；基于社区居民出行行为的研究着眼于居民内部亚群体的交通需求和出行行为特征，重点关注亚群体之间在出行强度、出行时间、出行目的和出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最后，文章引入结构方程模型，以218个样本数据库为基础，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分别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和效应大小。其中具体出行选择的结构方程模型用以分析居民属性和居住区位与居民出行方式、出行目的等具体出行选择的关系。而抽象出行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重点研究居民属性和社区特征对居民出行机动性、出行倾向等抽象出行决策的影响。 结果显示：与中心城区社区相比，郊区型社区的公共交通资源供给减少但私人交通资源增加，同时社区的道路与停车组织更加复杂，居民出行的机动性更强，郊区型社区的交通资源设置具有“小汽车导向性”。另一方面，由于性别、年龄、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位等差异，居民在交通需求和出行行为上表现出多样性。居民的出行行为有其复杂的作用机制和决策路径，可以概括为“属性决定目的，目的影响行动”，而各种属性通过差异化的路径系统影响居民的出行决策，路径的差异使外生变量对居民出行行为产生多重多向的效应。同时，居民的出行行为决策可以解读为性别决策子系统、年龄决策子系统、收入决策子系统和居住区位决策子系统等4个决策子系统： 性别决策子系统显示，与男性居民相比，女性居民拥有更强烈的生活性出行倾向，因此引发更多的下午和傍晚出行，从而增加了女性居民的出行强度，而男性居民的工作性出行倾向更强烈；年龄决策子系统显示，年龄较大的居民倾向于选择低成本的出行方式，同时该群体的生活性出行愿望频率更高，因此产生更多的日出行次数，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群体出行时间前移，夜间出行频率降低，因此其日出行次数则会略有下降，在多重多向效应的作用下，出行强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收入决策子系统显示，收入越高的居民工作性出行倾向越强烈，同时该群体倾向选择成本较高的出行方式，而工作性出行比重的上升和出行方式成本的增加都将减少居民的出行强度；居住区位决策子系统显示，与中心城区和新城区社区居民相比，郊区型社区居民出行机动性和出行成本有所增加，出行距离增加和出行成本上升会减少居民的出行次数，并增加其理想出行时耗和最大忍受出行时耗期望值，同时生活性出行下降也减少了郊区型社区居民的出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