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是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以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为目标，提出了影响广泛的分权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即提供服务于整个国家所有人的公共产品，例如宏观经济稳定、国防、外交和货币等，其职责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只限于辖区范围内民众消费的公共产品，如自来水、城市供暖和垃圾处理等基础公共设施;如果地方公共产品会产生跨地区的外部效应和经济效应，则应由尽可能低的一级政府负责将外部效应内部化。本文把此种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原则简称为“效率原则”。　　 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上明显偏离了“效率原则”。本文认为，导致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上偏离“效率原则”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需要降低自身承担的政治风险。这种政治风险分两类:第一类是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指，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地区代理人，其行为最终由中央政府负责，因此，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如修建地铁等）上的投资风险最终也由中央政府承担。一旦地方政府出现财政危机，中央政府将被迫以增加对地方公共项目贷款或核销地方债务等方式，救援地方政府。其结果将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威胁到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为了避免这一不利情况的发生，中央政府将在涉及大规模投资、且投资风险较高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集中控制，即此类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虽然由地方政府承担，但是决策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形成所谓地方公共项目的中央审批制。第二类是社会风险。“社会风险”是指在政府的行政事务中，因有一部分事务容易引发与民众的冲突，或者，容易出现责任事故，从而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抗议，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府领导人的政治前途。此种社会风险也存在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如食品安全监管）。据此，本文认为，一项公共产品的“社会风险”越大，无论其为全国性公共产品还是地方公共产品，中央政府越可能要求地方政府承担供给责任，即在此项公共产品供给上地分权程度越高。　　 本文将通过研究中国的典型案例，以及建立理论模型，论证上述两类政治风险如何导致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偏离“效率原则”。此外，本文也分析了在承担不同性质的事权时，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激励安排。我们发现，中国地方政府主要承担了两类任务:一是提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满足地区民众需求的地方公共产品;二是承担高“社会风险”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如何使得地方官员有积极性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是中央政府需要考虑的激励问题。本文认为，引入行政问责制及被问责官员事后复出这一安排，是中央政府为解决此问题所采用的激励机制。一方面，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或民众强烈不满的事件，通过问责相关官员，以达到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被处理的官员，事后通过一定程序复出，为官员提供一种“保险”机制，从而增强官员的努力程度。　　 最后，本文也讨论了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