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在这种转向下,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并受到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和赞助人(Patronage)三种因素的操控。但意识形态渗透到翻译的各个方面,因为在―三要素‖中,诗学对翻译的影响显然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而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之大。其中,政治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最为突出。《动物农场》作为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译本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运用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和比较《动物农场》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汉译本,并从政治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量化分析这三个译本之间的差异。译者通过对“七诫”、权力语言和行为语言的重构分析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译本的途径,个人意识形态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内部翻译,包括翻译风格和语言表达等等。在这一层面上作者选取词汇、句子和段落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个人意识形态对《动物农场》翻译策略的操控,通过描述它们翻译成文的原因和过程,对比分析三者之间的差异,阐释了不同译本存在的合理性,企图找到操控三个译本差异的“无形之手”。翻译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研究语言层面、语义层面及文学本身的翻译研究,并且不能忽视操控文本的意识形态。一项翻译活动的进行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完成的,而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人们在评价或赏析某个译本时,不应该只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单一地去评价哪个译本好,哪个译本不好,而应当把三个译本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他们各自的形成原因及过程,用理论去论证不同译本存在的合理性。在翻译研究中不仅要关注文本内的研究,而且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此将会深化自身对翻译多元的认识,更加深刻地理解翻译过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