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地域历史变迁作为社区研究的背景,考察了多民族地域中教育如何建构社会认同的问题。大理市是一个白、汉、回、彝等民族共同聚居的多民族地域。本论文以大理市形成多民族地域的历史变迁以及教育变迁为背景,深入一个多民族村落——龙龛村开展田野调查。在论文中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大理人和龙龛人的国家意识、地域意识、族群意识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家庭、学校和村落教育场域在建构这些认同中所起的作用。本论文采用史现结合的研究思路,将历史文献分析和人类学的田野工作相结合,运用了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访谈、问卷等研究方法,考察教育在建构认同中的作用。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构如下。首先考察大理地域的历史变迁和教育变迁。大理的文化是多源和多元的。历史以来这个地域内各民族之间交流密切,有冲突有融合,形成了文化复合的地域共同体。古代的儒学教育使大理从蛮夷之地逐渐成为汉文化发达的边地,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现代学校教育进入乡村,建构了大理人的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之后,作为论文主体部分的是龙龛村的教育民族志。田野点龙龛村是大理坝区的一个多民族村落,白、回、汉交错杂居,是大理多民族地域的一个缩影。多民族、多宗教、多种历史记忆共存的村落显现出多元和复合的地域文化。生产互助、生活交往、语言共通,以及“同为龙龛人”的意识使龙龛四村成为和谐共处的地域共同体。在龙龛村,家庭、学校、社区是个体逐渐社会化的教育场域,本论文分别考察了龙龛村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如何建构认同。家庭是个体社会化最早的教育场域。在龙龛村,家庭也是深受社区传统、族群文化影响的单位。龙龛村家庭教育中的语言选择、祖先记忆、教育期望影响到孩子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如语言认同、血缘认同、社会价值认同等等。龙龛村的学校产生于20世纪初建构民族国家的背景下,现代学校通过废庙兴学、编撰乡土教材进入大理的乡土社会,与面对面的地方传统社会展开磨合与互动,促成了村落中国民意识、地域意识以及族群意识的培养,学校所培养的人也成为村落中文化再生产和传承的重要力量。新时期的龙龛完小在培养国家认同的同时,成为联系龙龛四村的纽带,培养了龙龛学生具有地域共同体意识,不同族群的师生在校园互动中淡化了族群界限。龙龛村落里的自然地理环境、建筑格局、仪式、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及传递村落信仰的莲池会、洞经会、经堂,都是龙龛地域内生活化的乡土教育场域。这些社区内的地方知识,是一种自然面向所有村民的教育过程。自然环境和历史记忆凝聚了龙龛的地方性认同。20世纪80年代后,龙龛村逐渐恢复起来的乡村传统组织和仪式重建了族群认同。最后,本论文对田野的发现进行了讨论和总结。一是提出多民族地域内认同具有复杂性,以地域认同为核心可能促进地域的和谐,并从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当下大理地域内的认同困境。二是强调教育在建构认同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本论文的核心结论是:多个民族在一个共同地域内长期互动交往后会形成具有地方意识的地域共同体,各民族成员的认同具有情境性和复杂性,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等多种社会认同交织并存。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场域在建构认同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尝试提出以地域认同为核心的多元认同体系能促进多民族地域共同体的和谐。一个多民族地域也是我国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格局的微观缩影。本文的意义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下,探讨多民族地域内教育促进社区多元一体格局的经验,以期能做到“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