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社会变迁都是“后发外生型”模式。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主流的思想与制度的建设成为研究者多年来关注的重点。这种取向也就相对忽视或者说弱化了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关系的深入研究。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当前，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目标，城市化是国家发展农村的方向。目前教育能否满足这些社会需求，未来教育应当如何适应或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值得研究。历史反思和现实需求要求对二者关系进行长时段的梳理。　　 本研究以默顿的中层理论和功能分析范式、鹤见和子等的内发发展理论、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等为理论依据，在功能论的框架内，立足某一区域社会内部，关照当地人的教育认识和教育选择的社会意义，分析教育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本研究选择定县(州)为个案，将定县(州)各个时期非自发的、自上而下的、外力引起的教育改革作为自变量，将定县(州)的社会结构作为因变量，考察它们之间的功能关系，试图通过对个案的深入剖析来反思中国农村教育与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对各种外在因素与内发因素的相互作用模式、限制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变迁功能进行剖析。　　 长时段的个案研究决定了本研究既涉及历史又关注现实。这继而决定了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文献研究要完成的任务是对教育和社会结构发展历史变化脉络的梳理，为教育和社会发展的细节描述提供素材。调查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了解当地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情况，分析当地的社会结构特点等，通过访谈了解个体对历史或当前的教育或社会变迁的认识。　　 本研究重点对教育与家庭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和阶层结构变迁的功能关系进行探讨。在家庭结构方面，教育在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解放前，富裕大家庭的子女有机会受到更多的教育。他们受教育后，反过来影响家庭规模的变化。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改革后影响家庭规模变小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也确实改变着生育观念，有时也直接影响家庭规模。另外，教育与职业因素的结合对较高文化程度家庭的规模变小起着关键作用。在人口素质结构方面，教育对定县人口素质结构的改变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即有正向的显功能。教育导致的高文化程度的人才流失又对定州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产生负功能。明显的例子就是1990年以后定州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增长缓慢。在职业结构方面，由于城市化的教育与当地产业结构的疏离，在大多数时期内，教育表现出较弱的作用。在阶层结构方面，教育发挥了维持与改造两种社会功能。传统教育在绅士的成长和继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促进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维持已有的社会结构。新教育实施后，教育成本的增加导致阶层不平等的复制。建国初期，教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工农阶级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机会，这有利于改造旧阶层结构。现代教育有利于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的维持，使社会流动具有代际继承性。另外，教育与农村特殊阶层精英阶层的形成有重要关联。　　 在定县(州)，制约教育的社会结构变迁功能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政治因素和社会力量；内部因素主要有县(市)政府、传统士绅和地方精英、教育的传统、农村和农民的教育需求。教育结构是关键。另外，定县(州)也在教育功能由微观到宏观的扩展机制方面有值得借鉴之处。　　 由于采用了长时段的研究策略，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方法，且采用了由内而外的视角，站在乡村的立场来审视教育的社会结构变迁功能，本研究的某些结论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在改变乡村社会结构方面表现出双重特性。尽管教育在普及，但教育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正功能并不总是趋于增长的，其负功能也进一步突显；其次，教育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使地方内发因素的作用无法彰显。教育的社会结构变迁功能受到影响；再次，在政治干预最为强烈的文革时期，文化资本的代际继承性依然存在。文化再生产可能在学校中完成，但并不是文化再生产理论所言的上层阶级的再生产。政治、社会地位与文化在个体身上出现分离。在文化贫瘠的农村，政治和社会地位处于下层的阶级也可将文化资本优势通过教育进行代际承继。另外，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经济越发展，教育也应当越发展。但这一论断没有考虑到农村个体对教育的理性选择制约着教育发展。　　 最后，本研究提出发挥教育社会结构变迁功能的对策，即城乡统筹，明确农村教育身份是乡村教育改革成功的前提；挖掘地方内发因素的潜力，优化县(市)区域教育结构是关键；实现教育多元化，密切教育与社会间的联系是农村教育改革方向；培育和吸纳乡村精英是发挥教育社会结构变迁功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