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晋廷以原属扬州的七郡,与原属荆州的三郡共同设立了江州这个新州。它的范围囊括了今天的江西、福建二省,以及湖北、湖南、安徽省的各一部分。在南朝晚期,随着滥置州郡的现象不断严重化,旧有的各州逐渐被肢解；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隋灭陈,原有的江州被分划为八个新的州；经过唐初的重新分置,终于在中古时代末期形成了后世的江西、福建二省的基础。第一章讲述了江州的建立与其管辖范围和治所的变迁。江州的治所,先是设置在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后迁武昌(今湖北鄂州),最后至东晋成帝咸康六年(440年),稳定在了寻阳郡(今江西九江),这是与寻阳在东晋、南朝时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有利的军事攻守形势分不开的。到了隋、唐以后,“江州”一词终于变成了寻阳郡的代称,作为唐代以后的州名,写进了中国的近古历史。第二章是关于江州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其都督区。作为东晋、南朝时荆、扬二州之间的中介,江州在当时荆、扬交争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筹码角色。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尤其是在东晋时的荆、扬二州争夺建康中央政权的历史中,江州长期起着重要的约束、制衡作用,因而江州刺史在东晋、南朝的政坛上发挥着巨大的力量。在刺史之外,江州都督是南朝政坛上的一个重要职位,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江州都督与刺史不由同一人担任时,江州刺史往往驻扎在距离寻阳不远的豫章郡,称为“单车刺史”,而都督则常驻寻阳,掌控着江州一州的兵权,实现着军事上的强大制衡功能。第三章则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分析了六朝时期江州的人文水平的提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州作为当时南方长江流域的一个后进地区,尽管所置侨郡县不算太多,却接受了大批来自北方的移民；境内的溪族、蛮族、山越等少数民族在南朝时逐步同化于汉人,到了隋朝时,江州的民族构成已经基本上汉化了。同时,江州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也在多个方面获得了巨大前进,大大地改变了东汉以前的落后状况。在江州的经济开发方面,孙吴以来江州郡县的大量增置,以及《水经注》中留下的大批名士遗迹、水利工程、传说胜地等的记载,还有在建成县(今江西省高安市)发现“燃石”的说法,都有力地证明了江州的经济开发在两百年间大大进展的史实。地处鄱阳湖平原的豫章、鄱阳等郡一马当先;作为江州传统治所所在地的寻阳,却相对滞后;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整个江州的经济水平都获得了十足的进展,直至刘宋中期,现存不多的史料表明,江州已经达到了整个南方的先进水平。在江州的文化进展方面,虽然在江州设立前,当地就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文化名人,但是,要到西晋中期江州设立以后,在一些赋有强烈责任感的刺史及太守们(如华轶、范宁等)的努力工作下,江州的文化水准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最终在刘宋时跃居整体文化水平出现停滞的江南地区的首位。总而言之,到南朝前期,江州已经成为了整个南方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在江州地区的人文进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