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博士论文关注于研究个人对于作为数字鸿沟首要问题之一的技术问题的态度。尽管有关数字鸿沟的研究在学术界已经相当成熟,但在现实中的仍有诸多值得探讨的领域。本文认为成功的补救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社会现存的不同社会文化的复杂性,通用的解决方案可能在解决此类现象时并非行之有效。为了解决该现实困境,本文提出建立一个框架,以此框架来评估致力于提高或者遏制个人对于技术的态度的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此项研究在非洲大陆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毛里求斯进行,该国的社会、经济及人文发展均处于一个较好的水平,并未遭受类似于非洲其他国家的贫穷困扰。但相对于较发达的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毛利求斯技术水平的普及率仍有待提高。作为发展水平介于“第三世界”和“西方发达地区”的国家,本文认为通过研究其发展趋势将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本文工作旨在填补技术采纳和数字鸿沟两个领域之间研究的脱节这一理论空白。两个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作为本文综述的一部分,大部分已有文献研究表明,技术采纳研究的基本关注点是方法和框架,以及态度,观念,信念,行为,意图和社会规范等概念。相比之下,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很少使用的框架。相反,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经常使用诸如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突出预测因子(通常人口统计变量)对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的接入和使用的影响。此外,这篇论文涉及两个通常在不同的情况下的领域。例如,技术采纳研究倾向于使用行为学方法,而数字鸿沟研究是基于更广泛和更多样化的样本。显而易见的,至今学者们没有对在互相协调的情况下研究这两个概念。这个空白正是这项研究的依据。如果仔细想一下这种情况,就能够明白,正是技术采纳和使用情况的差异化造成了数字鸿沟。在另一方面,技术采纳理论,例如计划行为理论或技术接受模型,目的在于确定态度或意图(如访问或使用技术)如何影响行为。因此,这两个领域之间有明确的关系,然而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创新扩散理论、生成理论、网络一代的相关研究以及数字鸿沟的相关概念的态度衡量框架。经过对文献的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态度度量框架。这个假设的框架预期能够度量网络一代的特征(指互联网高手或出生于数字化时代的人所展现的个人特点的程度)、怀旧倾向水平和社会规范在个体对技术态度的影响。并且,态度在7种创新扩散属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形象性、易用性、可视性、结果可论证性和试验能力的基础上进行度量。然而IT倾向(IT-proneness)作为态度的决定变量之一,需要在使用前被优先计算。因此,在之后的文章中我们将用一个章节对IT倾向构念进行实证分析,它将从实质上衡量个人it倾向水平。it-proneness通过以下五个维度来进行测量,即数字素养、连通性、即时性、经验主义和社会取向。沿着这些维度进行开发,背后的基本原理可以理解为网络一代(或互联网高手)个人总的来说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因此,这种工具可以帮助衡量任何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年龄的特点。我们可以推断拥有更高it-proneness分数的个人会对科技有更强和更积极的态度。类似于it-proneness,怀旧是态度测量模型中提出的另一个预测,它也需要在使用前被优先计算。然而,与在这项研究中白手起家的it-proneness理论不同,怀旧倾向的相关概念借用自文学领域。本文也将用一个完整的章节来致力于理解怀旧与不同的人口统计变量以及技术所有权和使用情况间的关系。完成这些先决条件后,再来测试假设模型,通过测试正常进行,并产生出散点图和图表来带来更直观的数据呈现。it-proneness和态度元素之间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表明,这两个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无关紧要的。因此,it-proneness构念必须排除在模型之外,这意味着剩下的态度的唯一决定因素是社会规范和怀旧。对社会规范建设因素的探索显示,变量最好分成两部分组成。根据每个社会规范组件保留的特定项目推断,这些因素被分成禁止令和描述性的子组件。在这一点上,有三个预测变量:描述性社会规范,指令的社会规范和怀旧,而其中态度变量由7个子组件构成。针对“态度”这一构念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排除掉可试用性和合并结果论证可能性以及可见性更大的可观察性组件是明智的。这也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五个态度元素。初步路径分析显示,图像元素与其他四个态度元素联系很少,因此,它必须从模型中去除。最终的模型只包含四个要素:态度相对优势、相容性、易用性和可观察性。调查态度的问卷项目是基于技术服务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确保拟议的框架是一致的,并且模型的实际应用可以扩展到各种类型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上去。因此,我们进行了双模型测试,一个用于智能手机,另一个用于网络。此外,实证分析采用了微妙的方法来测试假设框架中变量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我们构建了三个版本的假设模型。在第一个版本中,仅有指令的社会规范、描述性社会规范和怀旧这几个预测因子,以及依赖态度变量。在第二个版本中,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收入和教育被分别包括在内来衡量他们对怀旧以及科技的态度。在第三和最后一个模型中,人口统计变量被添加为预测因子(加到了基础模型上)来评估他们对怀旧和对技术态度两者的影响。这三个方法模型对模型中变量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见解。通过对结果的精密讨论分析,我们发现它与数字鸿沟问题非常相符。在最后一步,我们讨论本研究可能具有的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在进行一些关键性的讨论时,考虑到了遗漏变量it-proneness和图像。同时,包含it-proneness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在考察对于技术的态度影响方面,无论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还是在智能手机的背景下,构想的作用被认为是微弱的。最合乎逻辑的原因似乎是使用的意愿。除非某人不得不使用某种技术,否则具有高或低的it-proneness分数无关紧要。在强制性使用的条件下,做出it-proneness分数越高的人对技术的使用感到越舒服并且对待技术的态度也越积极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然而it-proneness分数较低的人们则不得不与技术做斗争,因此其态度也更加消极。在自愿的情况下,即使有的人具有较高的it-proneness水平,如果技术不能有效地激发他的积极性,那么他对于技术的态度可能是消极的。模型中提出的it-proneness缺乏借鉴意义的另一种原因是,从属结构与态度有关而与实际使用无关。因此,鉴于人们受到社会的影响,该影响无论是来自朋友或者大众媒体,他们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能够允许人们做什么。在看到别人可以用这些工具做什么的时候,不管他(她)是否会使用它,他(她)可能会转变对于该技术的态度,而这个过程与他(她)使用该技术的能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同样的,对于图像的态度,因为毛里求斯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不是很高,人们可能更愿意将更大的价值分配到其他要素中,而不是图像的要素。技术所带来的优势是,不管是否有人真的需要它,不管该装置是否被很多人使用(被尝试和测试,并且很普及),以及它是否易于使用似乎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更具有意义,而不是买一些只具有图像增强功能的产品。至于采样,数据是通过毛里求斯的线下调查收集的。被调查者同时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低学历人群。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问卷由其独立填写,而对于低学历人群,调查人员用其母语(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宣读了问题,并当场记录下他们的答复。即使在发放给受过更高教育的参与者的问卷调查中,同样提供了对应于英文版本的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叙述。这确保了大家对于问题理解的一致性。总共有360份问卷得到回收,但在数据清理后,只保留了302份。数据采集过程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原始本文中原创性贡献在于部分设计和部分调查结果。第一,个人的网络生成特性的评估需要用来评测个人对于数字素养、连通性、即时性、经验主义和社会取向维度的信息技术类工具的发展。据我所知,这样的一个工具,以前从来没有被开发,属于首次提出。第二,就整体而言,主要态度测量框架虽然包涵先进的设计指导但仍是一个原始的设计。它的新颖性在于构念的结合和因变量的创新扩散属性的用法。此外,该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存在的三个不同版本:基础模型,多种群模型和扩展模型。三个版本的分离和比较评估可以对不同元素的相互作用对于技术态度的影响进行鉴别。该模型可以进行潜在态度的影响因素识别,并同时指出哪些因素不太可能影响态度。据观察,网络生成特性构念在态度测量模型中并不显著。然而,当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具来衡量信息技术倾向时,网络生成特性测量工具具有很高的价值。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人们赋予最高重要性的态度并不是最容易影响的一个因素。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告诉从业人员基于特定影响因素,哪种态度是目标态度。根据本文研究,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考虑用他们的努力来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本文期望提出技术采纳和数字鸿沟研究的重叠部分,因此可以补充在这一领域的潜在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