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某地域文明时,公民的健康素养的重要性已经超越单纯的人口数量,健康已经是衡量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健康也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老年人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中坚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健康状况却长期被社会关注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已经有了深刻变革,公民所能享受到的医疗健康服务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我国公民的平均寿命也有了稳步增长。与此同时,被定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在两种因素叠加之下,我国社会提前进入老龄化阶段,并且老龄化的速度超过预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此时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向,并于2004年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保资金缺口问题也日趋严重。在应对我国社会经济出现的新问题时,除了增加劳动力数量供给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外,挖掘现有劳动市场中劳动者的工作潜能也是一个重要方向,例如适度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现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效率等政策。在制定延迟退休政策之前,需要考察我国当前中老年人劳动者是否具有健康资本足以支撑延迟退休,以及健康对我国中老年人的非农劳动参与、非农劳动参与时间、非农劳动工资率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探究了三个问题,分别为:健康对中老年人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健康对中老年人非农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健康对中老年人非农劳动工资率的影响。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本文从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中归纳已有的学者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借鉴展开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健康指标的构建。完成基础准备工作后,本文选取2011年、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建立计量模型,研究了健康对中老年人非农劳动参与、非农劳动参与时间、非农劳动工资率的影响情况。论文考虑了个人的健康生产函数、劳动需求市场上企业利润最大化以及个人在劳动时间配置方面的效应最大化的均衡分析,从理论上分析了健康对劳动参与、劳动时间以及非农劳动工资率的影响。健康指标的构建是本文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本文对健康的内涵以及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健康指标体系,健康的代理指标包括总体健康指标、生理健康指标以及心理健康指标。其中总体健康指标以自评健康状况来表征,生理健康的二级指标包括急性生理健康冲击、慢性生理健康冲击、基本日常活动能力障碍、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障碍;心理健康指标采用国际上经典的心理健康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来衡量。至此,理论分析基础及健康指标的确定为后续本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实证方面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是健康对中老年人是否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的分析主体包括城镇及农村中老年人,而城镇退休年龄是其中一个影响中老年劳动参与的重要因素,同时考虑到健康对男性及女性中老年人劳动参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在城镇和农村框架下又嵌入了年龄及性别因素,对样本做了较详细的分类,得出了如下的实证结论:1.从总体及分户籍样本结果可以看出,总体健康指标、生理健康指标、心理健康指标对全体样本、城镇样本及农村样本都有显著性的影响。同时,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性别、年龄、教育、户籍对非农劳动参与的显著性影响。2.分年龄分性别样本结果显示,自评健康状况、生理健康指标、心理健康指标对45-59岁城镇及农村男性以及45-54岁城镇及农村女性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都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对女性的影响效应大于男性。不管是自评健康状况,还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指标对达到退休年后的城镇群体,即城镇60-65岁男性群体以及55-65岁女性群体都无显著性的影响,而在农村样本中健康对农村男性60-65岁群体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大于农村45-59岁男性群体,健康对女性55-65岁群体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效应大于45-54岁女性群体。其次是健康对中老年人劳动参与时间的影响。1.从总体及分户籍样本结果可以看出,自评健康指标、生理健康指标、心理健康指标对全体样本、城镇样本及农村样本都有显著性的影响。除了心理健康冲击指标对农村及城镇的影响效应基本相近外,其他健康指标对城镇的影响效均应大于农村。2.在对样本分性别分年龄的进一步分析中发现,健康对45-59岁城镇男性的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大于45-59岁农村男性以及60-65岁农村男性的影响。而健康对45-54岁城镇女性的非农劳动时间的影响大于45-54岁农村女性以及55-65岁农村女性群体的影响。各个健康指标对达到退休年龄后的城镇中老年人都无显著性的影响,即对60-65岁男性群体以及55-65岁女性群体无显著性的影响。而农村样本中,即使达到了退休年龄,健康对农村60-65岁男性群体以及55-65岁女性群体的非农劳动参与时间都有显著性的影响,且影响效应大于退休年龄前相应的群体。不论总体还是分户籍样本,在各个影响效应中,健康对女性群体的影响效应大于相应的男性群体。最后是健康对中老年人受雇群体工资率的影响。在总体样本中,各个健康变量对中老年受雇群体的工资率都有显著性的影响,生理健康指标对工资率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心理健康,城市户籍相对农村户籍在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性别对中老年人受雇群体的工资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性别工资差异现象。分城镇及农村的样本回归中,各个健康变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工资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和总体样本一样,生理健康对工资率的影响要大于心理健康,而各类健康指标对城镇中老年人受雇群体工资率的影响不显著,性别对农村中老人的工资率的影响效应大于城镇。分男性及女性的样本回归中,各个健康变量对男性中老年人的工资率都有显著性的影响,对男性的影响效应大于女性。且心理健康对工资率的影响效应要小于生理健康,户籍对男性及女性工资率的影响都具有显著作用。分位数的回归结果显示,整体上来看,生理健康指标以及心理健康指标对低分位数的工资率的影响效应大于高分位数工资率的影响,说明健康的改善对提高低工资率水平的中老年人工资率的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给出了对策建议。首先为改善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质量,提高我国中老年人多维度的健康水平。我国劳动者健康水平的提高已经从满足温饱营养需求,改为了营养均衡、合理膳食的较高的需求阶段。在重视急性疾病的防治基础上,慢性疾病的危害需要受到重视和强化防治,而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健康问题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后,心理健康逐渐需得到重视。其次,改善我国当前劳动市场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主要包括性别不平等、户籍不平等、职业收入不平等。其中保障女性权利方面,传统以延长产假等政策方式不仅未能保护女性就业,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初次就业时的歧视现象,可以考虑从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国家服务机关的招聘用人向女性就业倾斜,同时重点保障女童接受教育权利。继续稳步推进户籍改革,改革当前附加于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政策现状。最后,健全的法律对劳动市场中参与者的公平保护。我国当前《劳动法》及实践中并不将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纳入保护范围,可以研究便捷有效的司法保护形势,保障低龄退休老人再就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