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水区更新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关实践也已经从发达国家扩散到了全球。在更新的过程中,城市滨水区的生产功能逐渐让位于消费功能,游憩化则逐渐成为了滨水区更新的基本取向。对于大都市而言,作为城市空间骨架的、具有公共属性且稀缺的大都市滨水区更适宜采用游憩化更新的范式,以便提振城市的综合软实力、缝合日益割裂的社会关系、促进大都市的和谐共生。诸多实践则表明,无论最初定位如何,或主动或被动的,游憩化更新几乎都成为了大都市滨水区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虽然在不同阶段游憩化受重视的程度有较大差别。但是,关于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深入研究还较为缺乏,相关的更新实践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性探讨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理论、实证和对策三个层面探讨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问题。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滨水区更新理论有待完善的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滨水区更新与大都市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取向的恰适性。通过梳理发现,滨水区更新有利于大都市功能的多层面提升,但是,当前的大都市滨水区更新实践也面临着三重困境,即收益化导向严重、更新模式复制化传播可持续性不足、社会关系割裂,类似困境严重制约了滨水区综合影响效应的发挥,其根源在相当程度上则可以归结为滨水区与大都市关系定位的失当,从分离到共生、从单一功能突进到多功能兼顾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可选途径。同时,分析表明游憩化对大都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优化城市的人居环境系统、提高城市活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等。而在城市游憩功能构建的过程中,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与大都市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研究还表明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取向主要是受到了休闲时代社会经济转型、滨水区空间属性和资源本底、利益相关者博弈以及规制因素的影响。(2)在国内外滨水区更新历程、游憩化发展进程与表现形态存在差异的背景下,选择伦敦泰晤士河和上海黄浦江滨水区作为实证案例,比较了二者的游憩化发展,以便为进一步提炼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机理奠定基础。而为了深入分析,文章详细梳理了案例地滨水区与所在城市的历史演变、城市更新背景下案例地滨水区的更新过程、案例地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表现形态。结果表明,在滨水区游憩化更新进程、游憩化更新节奏、游憩化更新中的博弈力量参与、游憩化更新中滨水区与城市的融合关系四个方面,伦敦案例和上海案例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在更新进程方面,泰晤士河滨水区游憩化更新的进程与伦敦城市更新的发展较为一致,上海案例的偏差性则较大；在更新节奏方面,泰晤士河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呈现出了一定的渐进性发展特征,上海案例则具有快速推进的特点；在博弈力量参与方面,泰晤士河滨水区游憩化更新中的博弈力量更加多元,上海案例中博弈力量的参与则较为有限；在滨水区与城市的融合关系方面,通过渐进性发展泰晤士河滨水区与大伦敦的关系更加密切,在上海案例中相关关系远未达到融合的程度。(3)通过前述理论分析与实证比较,提炼了构成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机理的核心环节,并对后发性大都市滨水区的游憩化更新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其中,明确的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战略愿景、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博弈、渐进性的滨水区更新节奏控制构成了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机理的核心环节,其关系则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对于后发性大都市滨水区而言,在更新中则应坚持游憩化导向下的滨水区更新、构建“三位一体”的大都市滨水区游憩化更新控制体系,并建立具有政府背景的实体机构和独立的监督机构、制定系列化的规制确保滨水区更新的持续性、有序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