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在日本近代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它不同于现代政治学里表示国家体制的“国体”(constitution、polity)概念，而是包含了多种含义和多个侧面，它并不仅仅指政治制度，而是同时涉及了历史、伦理、道德、宗教等领域，是一个无法完全归入法学政治学范畴的概念。正因为如此，“国体”的定义在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在西方政治学里也无法找到一个概念可以和日本的“国体”相对等。　　 国体论最早兴起于幕府末期，是对日本的“国体”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优越进行解释的言论与学说。从明治时期开始，国体论被确立为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直至战败。它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的统治万世一系、日本乃一大家族国家、君民关系并非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而是基于浓厚的感情因而情同父子等等，这些特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传统在内的国家特质统统被称作“国体”，是日本对自身政治体制及民族文化独特性的自我认识。　　 “国体”并不是个单纯的语义学问题，在这一词语的背后，反映了日本现代国家建立的全过程，以及日本作为一个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所选择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本文拟采用政治思想史的方法，从对日本“国体”概念的辨析入手，以现代国家建构为主线，考察日本国体论确立的原因、内容及历史功能。　　 本文认为“国体”的功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1)政治性的侧面。为了将从西方国家学来的立宪制度建立在日本的土壤之上，日本的统治阶级利用了民众中的尊皇意识，以国体论来将民众的忠诚集中到天皇身上，为天皇的统治赋予正当性。由于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其现代国家建构不得不将西方世界里分两步走的课题--绝对主义国家和国民国家的形成--放在一个阶段里完成，这种日本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给日本在政治体制上造成的影响，就是天皇制同时存在着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两种面目，国体论也因之呈现“显教”和“密教”两种面目。国体论内部的二元性--源自欧美的立宪主义思想与幕末以来作为日本民族独特性诉求的本土意识形态--之间既对立又相互补充，成为推动日本近代政治进程的动因之一。(2)社会性的侧面。日本不是个人主义的国家，也不愿变成个人主义的国家。统治阶级利用国体论来宣扬日本建立在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组织之上，君臣之间不是统治关系，而是家族关系，不是权力关系，而是情谊关系。以此来保证社会的和谐，化解民众对体制可能产生的不满和矛盾。于是日本近代的国家和社会不像西方那样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国家渗透甚至包括了社会，政治的原理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体论在体现为政治性的同时，还是一套社会组织原理和价值体系，包含了日本人的国家观、道德观和伦理观，与日本的民族认同息息相关，是关系到日本民族存续的重大问题。(3)宗教性的侧面。明治初期的统治者对基督教在西方国家里发挥的统合民心的作用深有感触，他们想在日本也建立一个能发挥基督教在西方国家那样作用的宗教，但是近代国家的大势是政教分离，而且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堪比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所以统治者推行国体论，建立天皇信仰，以确保民众的忠诚。因此国体论就是基督教的代用品。它不是宗教，但是又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对国民的忠诚进行着宗教般的极端要求。所以叫做“非宗教的宗教”。　　 经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总结出国体论具有以下三个功能：它发挥了为天皇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为日本特色的近代化道路提供正当性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