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作为行动的主体,其就医行为的主观意义和作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的目的不是完全协调统一的。政策往往只是考虑到农民整体的看病需求和地方的经济状况,偏重于整体意愿的实现,而农民作为行动的主体,其行动的逻辑和行动的意义受到了各种综合性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层面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的就医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新农合”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对于农民的就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也起到了引导优化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自身的就医行动也对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产生了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本文运用社会行动理论和分析模型,构建出农民就医行动的模型,并以江苏省全省范围内的18岁以上的农民作为总体,不仅关注了农民是否在体系内就医的影响因素,同时考察影响其在体系内就医的主要因素,包括可能涉及到的工具手段、规范准则和阻碍条件等,并建立理论模型,探讨其就医行动的内在逻辑机制。本文希望通过量化农民就医行动中的“手段”和“条件”,建立农村居民就医的模型,探讨农村居民在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依靠自身属性,如何利用“手段”和“条件”采取行动,实现自己就医的目的,并通过寻找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和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关系,提出完善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对策。本文对农村居民就医时机选择和就医地点的选择进行了数据分析,采用logit模型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行动者的自身属性对农村居民就医行为有影响：性别对农村居民的就医时机具有影响意义,女性更倾向与到药店买药,而男性农村居民疼痛难忍时才去看病、拖着不去看病的概率要高于女性；慢性病经历对于就医时机有影响,患有慢性病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将到药店买药作为生病的第一时机选择,有慢性病经历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立即去看病；年龄在35岁以下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到私人诊所就医；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住院治疗更倾向于到县级及以上医院；健康自评对农村居民的就医时机有影响意义,健康自评较差的农村居民选择疼痛难忍时才去看病的概率较高,健康自评最差的那些农村居民选择疼痛难忍时才去看病的概率最高,健康自评“较差”的农村居民选择县级以上医院看病的概率较高。第二,行动者面临的客观条件对于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医疗机构距离对于就医的阻碍作用；家庭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农村居民选择疼痛难忍才去看病和拖着不去看病,同时,更倾向于到村卫生室看病；苏北地区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生病后到药店买药,苏中的农村居民生病后不倾向与到药店买药,苏北地区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私人诊所看病,苏南农村居民住院治疗更倾向于选择到县级及以上医院；家庭人口数较多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到县级及以上医院进行住院治疗。第三,行动者可利用的手段对于农村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找熟人”影响农村居民就医时机选择；看病没有找过熟人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到村卫生室看病,“找熟人”的农村居民在住院治疗时更倾向于选择县级及以上医院,并主动找医生；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立即去看病,同时,更倾向于到县级医院就医。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就医选择的实际上是在个人属性、客观条件、自己可以动用的手段与资源的综合下,考虑“最有消费”和利益最大化,规范性因素对于农村居民就医行为有重要意义,制度和规范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农村居民的就医现状。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不仅仅从制度上完善“新农合”,也要改善基础医疗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