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侵害消费者权益、破坏市场秩序、影响经济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也屡屡出现。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保障消费者权益亦是重中之重,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市场的健康发展。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以来,近13年来,各类消费领域安全事故屡屡出现,国家相关机关相继采取了各式措施打击此类侵权行为,但仍难以减少类似案件的数量,虽有传统的民事补偿作救济手段,但在发生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案件时,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相对来说处于劣势地位,且基于举证障碍、诉讼成本较高等诸多原因,难以形成强大合力,消费者当事人往往选择忍气吞声,纵容了不法经营者,使得此类行为屡禁不绝。悠悠万事,以民生为大。习总书记不断强调要持续维护和改进民生环境,而“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消费领域侵权行为不仅伤害了消费者的人身健康、破坏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更阻碍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进程。现如今传统的民事赔偿已无法制止消费领域的侵权行为,因此,找出有效打击此类行为的方法,对维护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的稳定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故本文系统讨论研究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中关于惩罚性赔偿问题,旨在为消费领域侵权行为拓宽救济路径。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大量的司法实践案例,找出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具体是从宏观上分析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现状,从微观上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三个实务问题,即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可提起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金如何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与分配,并在后三章逐一进行分析论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章是对问题一的分析和建议。即对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不能仅仅在消费私益领域适用,公益诉讼本就有震慑与惩罚的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这一点上与其具有高度契合的价值目的,因此有必要该制度引入公益诉讼中,通过该制度震慑不法经营者,保护消费者权益,才能更好地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第三章是对问题二的分析和建议。在明确可以提起惩罚性赔偿后,需确定具体的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即从惩罚性赔偿基数和倍数两个核心数据进行讨论。实务中,惩罚性赔偿基数普遍以销售总额为基数进行计算,笔者分析后认为以不法利润为基数更为合理,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采取以瑕疵商品销售总额为基数进行核算,但销售总额难以体现不法分子对公共利益侵害的大小,而以不法净利润为基数更能反映出其损害公共利益的相对值。惩罚性赔偿倍数应在综合考虑多重因素,如违法者承担责任的能力、当事人的主观恶性等的前提下,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确定。第四章是对问题三的分析和建议。在赔偿金的计算方法明确后,金额就可明确确定,但后续的去向问题还需完善和配套。即有必要考虑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归属和分配问题。在法院最终判决违法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后,该笔赔偿金的归属也需明确,可以上缴国库、建立专门账户或建立消费惩罚性赔偿基金来管理,此后消费者可凭借相应合法的消费凭证等证明申请领取,使得赔偿金可以落实到每一个受害消费者,实现效益最大化,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其次,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也须明晰,包括其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是否相抵扣的问题,以及其与私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