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国内生态批评研究经历了早期的喧嚣、中期的混乱和如今的沉着,走在了一条坎坷的发展之路上。现象往往是某些深层本质的表征,早期生态批评发展的起伏事出有因。 在学界的高度关注中出场后,中国生态批评早期研究全面考察了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尝试探索了生态批评的本土化建构,初步发掘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但学科定位的盲目性、切入角度的混乱性、文本选择的反当下及研究活动的浅表性又是其明显不足,这些技术性缺陷使生态批评渐入困境。 作为早期生态批评的哲理基础,“反人类中心主义”以对生态问题根源的洞察而具理论先锋性,但它也同时导致了生态批评与日常实践的严重分裂。悬搁中心命题并超越中心化思维方式,是重焕生态批评生命力的必要前提。 尽管纵深发展的努力遭遇尴尬,暂时的挫折并未能取消生态批评的现实依据与学术价值。作为对生态危机现实的积极回应,生态文学与批评的批判姿态是对现实主义的传承,而投向“自然”主体的视角则形成了对现实主义的深化。 生态批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生态理性”与“生态信仰”是生态批评必备的理论支柱。“生态理性”在创作过程中的融贯、在作品内容里的体现是当下生态文学的重要特征,“生态信仰”更是古往今来杰出生态文学的重大主题,它们作为两个理论新范畴的引入,是以提高生态批评的现实针对性、增强生态批评的诠释力度为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