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托以信托合同为主要设立方式,由此我国《信托法》50条和51条规定的信托解除权与信托合同本身的解除权极易产生混淆。鉴于我国《信托法》框架是在借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信托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托解除权作为信托法明文规定的权利,其内涵与信托合同的内涵完全不同。信托解除权是指法律赋予当事人使信托归于消灭的权利,其行使直接决定信托存废,因此信托解除权与信托合同解除权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权利。二者的混淆不仅仅是法律借鉴过程中法律用语使用上的不严谨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托本质的复杂性,即信托兼具合同性与财产性双重属性的特点。然而有关信托本质问题的争论自信托制度产生开始就是相关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此问题到现在依旧没有结论,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衍生出了诸多学说,但是信托合同论与信托财产论依旧是信托本质的主流学说,也恰好解释了信托解除权在信托制度中具有独立性的原因。从信托解除权的行使入手,着重分析信托解除权的正当性与来源;明确对信托解除权的行使予以限制的必要性并构建了限制路径;明晰信托解除权的法律属性以构造其行使程序。信托解除权的正当性与来源。从委托人信托解除权的正当性上说,理论上,委托人权利的扩张与地位的凸显使得信托解除权的赋予顺理成章;另外赋予委托人信托解除权和细化该权利的行使程序体现了正义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从我国法律规定上分析,以下两点体现着委托人信托解除权存在的正当性:《信托法》50条体现了自益信托中委托人与受益人权利的相结合,51条则规定了受益人侵害委托人后对委托人的救济。从自益信托委托人继承人信托解除权的正当性上说,自益信托中,赋予委托人继承人在委托人死亡后解除信托的权利,相应地即是允许其做出继承委托人的受益权,使信托存续的选择。如此,从信托运行的稳定性、管理信托财产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以及有利于继承人本身的利益的达成的角度,体现了继承人解除信托的正当性。信托解除权的来源,信托解除权主要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和信托文件的约定。信托解除权限制行使的必要性与限制路径。必要性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信托解除权的行使对信托受益人的利益有约束。由于受益人在信托关系中的地位和特殊角色,以及对信托解除权类型化的处理,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不同类型的信托解除权的行使对受益人权益的制约呈现出约束力强度不等的特点。第二,信托解除权的行使会与受托人权益的冲突。因此基于信托法原理和信托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信托解除权的行使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限制路径有四:首先,委托人约定保留解除权情形下信托解除权的行使需受益人同意;其次,在信托解除权行使后要对受托人权利进行救济,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信托终止后对受托人报酬请求权、财产补偿权的救济上;再次,以公权力介入信托解除权的行使;最后,信托解除权应当设置除斥期间。信托解除权的法律属性与行使程序。信托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信托解除权行使的方式取决于其形成权的性质。构建了两种行权程序:第一,单方意思表示的通知,即在通知到达行使相对人时即可解除信托。但因信托解除对信托的影响巨大,故而应当赋予行使相对人异议权,信托解除相对人如果对解除通知有异议,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机构对信托解除予以确认。第二,权利人可直接采取诉讼解除模式解除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