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在突出实体正义的同时，也注重程序正义的实现，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提升到了较高的程度。非法证据排除正是为了程序正义的保障而生，其自诞生之后，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　　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在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这一制度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未能发挥其在司法实践中应有的作用，如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案件数屈指可数。2012年3月，这一制度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新刑诉法又对其进行了完善。　　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相关案例的研究，考察目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实践中的一般运作情况，分析其在实践中的一般运作模式，并试图探寻该模式背后的主要原因。　　本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概述部分，介绍本文的选题依据、意义，说明选取贪污贿赂案件作为研究视角的原因，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作出说明。　　第二章，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梳理和评析，详细介绍在规范层面上，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沿革、变迁、内容规定，同时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解释，为下文的论证做铺垫。　　第三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证考察，通过对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贪污贿赂案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实践中一审和二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一般模式。另外，分析说明两起非法证据排除成功案例的借鉴价值。　　第四章，关于非法证据实践状况之原因探析，讨论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及方法，录音录像制度、我国刑事司法系统考评体系以及我国刑事司法理念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