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和习近平的《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分别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文艺领域的具体表现。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提出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等问题,使文艺成为斗争的利器。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针对人民群众渴望更高质量的文艺作品的迫切愿望,召开了北京文艺座谈会,创造性地提出了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新文艺思想。这两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为我国的文艺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推动了我国文艺事业的长足进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北京讲话》于《延安讲话》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本文将通过比较的方法,梳理出两次“讲话”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共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两次“讲话”的背景进行概述。叙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主要从当时党内没有完整的文艺政策、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文艺工作者自身的弱点和毛泽东个人文艺思想的成熟等方面进行分析。而对北京文艺座谈会则是从全球化背景、文艺市场的“三俗”现象、商品化现象等方面进行概述,重点比较了两次“讲话”背景的不同,为下文探讨两次“谈话”的历史合理性提供铺垫。第二部分是对两次“讲话”的具体内容进行比较。主要针对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对于文艺创作的方法、立场、目标以及在特定时代下文艺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比较出两次“讲话”在具体内容方面的异同点,这是“比较”的重点和目的之一。第三部分是对毛泽东和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体现出的方法特点进行比较。两人在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意识等方法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则是毛泽东具有更加鲜明的“经权”方法特点,而习近平则更加重视文化自觉和新闻舆论的作用,从而彰显出两人在文化及文艺思想上的继承和超越。第四部分是对两次“讲话”比较研究的当代意义做了尝试性总结,分析了比较两次“讲话”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当下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所起的巨大历史推动作用,理解过去,关注当下,瞩目未来,这是本文“比较”研究的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