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一个社会不同时期的语言状况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不同时期的面貌。语言三要素中,词汇最为活跃,它的发展变化最直接、最敏锐地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国明清“西学东渐”时期,大量西学译著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也受到影响,发生变化。这些西学译著中的逻辑学术语的汉译,不仅是逻辑学、翻译学的问题,也是语言学的问题。在逻辑学范畴论的十范畴的传入方面,虽然《名理探》是第一本有关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范畴论的中文译著,但在1631年《名理探》出版之前,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03)、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等已经介绍了范畴论中有关“十范畴”的概念,这些语词为《名理探》的翻译提供了参考。清末出现的西方逻辑学翻译热潮中,又以1905年严复译的《穆勒名学》最负盛名。因此,本文主要以明清时期的《天主实义》、《西学凡》、《名理探》、《穆勒名学》这四部西学译著里,西方逻辑学范畴论中的十范畴的译名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分析这十个范畴在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译者笔下的不同汉译,探求这些汉译术语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考察汉译术语及其演变与同一时代社会语言的微妙关系,进而发掘这一历史过程背后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探寻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语言发展变化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深层机制。本文首先在前言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思路作了简单介绍。第一章以明代传教士利玛窦所著的《天主实义》中的十范畴的译名为研究对象,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和明代的社会语言,对这十个范畴的译名进行分析,探求译名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第二章以明代传教士艾儒略所著的《西学凡》中的十范畴的译名为研究对象。因为《西学凡》中的十范畴的译名与《天主实义》中的十范畴的译名相比,变化不大,只有少数几个译名发生了变化,所以,本文主要关注发生变化的几个译名。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和明代的社会语言,分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探求社会语言对译名的选择的影响。第三章以明代士绅李之藻负责达辞的《名理探》中的十范畴的译名为研究对象。结合李之藻与之前的利玛窦、艾儒略的身份的不同,分析译名变化与译者身份,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的关系。第四章以清末严复译的《穆勒名学》中的十范畴的译名为研究对象,把他们与之前的《天主实义》、《西学凡》、《名理探》中的译名,以及现代的十范畴的名称进行比较,探讨翻译方式与译者身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等的关系。最后,在结语部分,从社会文化因素与译词之间的相互作用、译者身份的不同对译名选择的影响、词汇内部因素与译词三个角度,对本文的分析进行简单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