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世界各国陷入了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各国经济开始逐渐走下坡路,稳定性下降。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各国政府通过短时间内颁布多条经济政策或变动原有经济政策的方式来熨平经济波动。虽然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衰退,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的问题。从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中国EPU指数）可以发现,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已经从原来的稳步上升态势转变为近年来的快速上升态势。并且,随着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再一味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创新成为了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企业作为推动国家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生产经营和创新投资活动均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创新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等方面展开深入探究是非常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本文将文献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和中介分析等方法应用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以此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分析视角出发,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增长期权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从行业特性、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政府补助、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六个方面分别来研究两者关系的选择效应。同时,本文进一步引入中介变量,即留存收益和企业金融化,来探究两者关系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讲,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发生改变时,企业如何通过留存收益和企业金融化两条中介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从实证分析视角出发,本文选用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年—2018年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为研究对象,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通过加入交互项来验证两者关系的选择效应,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来检验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促进企业创新,并且对于高科技行业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产权性质为国有的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程度高的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多的企业和商业信用程度高的企业来说,这种激励效应更强。在作用机制方面,企业会通过提高自身的留存收益水平和加剧企业金融化程度两条路径来强化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使企业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来适当调整研发投入。最后,根据所得结论,本文尝试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提出相关建议。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的创新点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丰富和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了行业特性、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政府补助、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两者关系的选择效应和从留存收益和企业金融化角度探究了中介效应。并且,从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视角去探究选择效应和从留存收益角度去探究中介效应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第三,本文选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不仅涵盖面较为广泛,而且良好的连续性和时变性也使其在衡量相关指标时更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