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裘德》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也是世人后来公认的一部优秀小说。《无名的裘德》所描写的是裘德的悲惨身世。自幼就丧失了爹娘的他勤奋好学，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他创造条件，阅读了许多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成的古代欧洲科学文化和宗教书籍，渴望上基督寺大学。但裘德经受不了女色的诱惑，上了阿拉贝拉的圈套并与之结婚，尔后又遭抛弃。于是他又奋发图强，以实现他的理想。可等待他的却是些冷若冰霜的官话和不痛不痒的说教，规劝他谨守工人本分，安心旧业，不要见异思迁。这打击使裘德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他深感人间不平，借酒浇愁，寻机泄恨。大学梦虽没能圆上，但他并没有放弃他在教堂里作圣职的愿望。于是，他又重振精神，计划研究神学，将来当个牧师。裘德深爱着他的表妹、年青女教师淑·布里迪赫德。但他们不愿象世间的男男女女那样，在教堂或登记局按例举行结婚仪式，认为这样会亵渎了他们神圣的爱情，因而同居。但这样做却“有伤风化”，为世俗所不容，进而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裘德与前妻的孩子“小时间老人”最终被遣送到裘德身边，但小孩以为活着不如死去，这种病态心理最后发作，他竟然杀死了淑生下的两个孩子之后自杀了。这一切使淑相信她遭到的不幸是天罚，于是彻底认输，回到原来的丈夫那儿去。而裘德又和阿拉贝拉结婚了。在生命垂危之际被抛在一边，带着他的理想、带着对淑真挚的爱死去了。由此哈代抨击了维多利亚时代被奉为神圣信条的道德观及婚姻<WP=33>制度以及无情的世俗偏见。《骆驼祥子》是老舍的最满意的作品。故事是以北京市下层市民社会为中心的，可以说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批判所开拓的新领域。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市民阶层中体现得相当充分与全面。同时，在《骆驼祥子》中，老舍还表现了对社会下层贫苦市民的热情而深具痛惜之情的注视，形成了文化批判的另一个侧面，并深入到了抨击社会制度的层次。《骆驼祥子》成功而且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划为社会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悲剧。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他把买一辆自己的车作为生活目标，幻想着凭自己的劳动换取安稳的生活，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老舍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军阀和官僚统治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欺压与迫害，使他最后堕落成一个从肉体到灵魂都散发着腐烂气味的无业游民。同时，作家也揭示和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赚钱，这就决定了他的孤独与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老舍选 取他们而不是一般窝囊废作主人公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一般人认为他们这类人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正是他们为温饱而奋斗的惨败深刻地揭示了这个社会已没有希望和小生产者“个人奋斗”之路的不通。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与老舍的《骆驼祥子》这两部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在社会题材的拓展方向，两部小说展示的都是个人奋斗的悲剧。在这种悲剧中，主人公在充满敌意的社会中无足轻重。阶级差异又横在小人物的梦想面前，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在表现爱情婚姻这一主题时，从两方面加以展开。第一<WP=34>是灵与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通过三角关系展开的：裘德游弋于阿拉贝拉和淑之间，追求着与阿拉贝拉肉性的结合，又追随着淑，满足他的灵性需求。而祥子与虎妞结婚后却又相中小福子，但又担心小福子可能给他带来的负担，因而虽相中小福子却也没什么结果。展开爱情婚姻主题的第二个方面是从证明穷人幸福婚姻的不可能性开始的。裘德爱情婚姻不幸福，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由于社会对爱情婚姻的观念仍然十分保守，夫妻双方通过法律手段签订神圣契约，因而是不允许有任何的离经判道的举动的。而裘德与淑的爱情恰恰如此，两个离婚却相爱在一起的人是不会被社会接纳的，因而他们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而祥子与虎妞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然和谐的。这一婚姻恰好与祥子的愿望相反，况且，由于祥子与虎妞的生活态度不同，再加之双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所以祥子与虎妞也不可能有幸福的爱情。两部作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表现在第三方面，即相同的拓展主题的手段及写作目的。两部作品均采用了夸张的悲剧手法，加强了两部作品的悲剧气氛，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相同的写作目的均使两位作家呼唤社会改革。为充分解读两部小说，文章又从另外两方面阐明了两部作品的相异性，以便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更好地欣赏作品，并挖掘两部作品中美的因子。这两方面的相异性首先表现在两部作品的表达手法上：哈代更擅长景色的描绘，并使这一特色贯穿始终，从而达到情景交融，互为补充。而老舍更擅长幽默技巧的运用。他的幽默技巧如此娴熟，即使他下决心正正经经的写，也充分表现了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之处，令人笑中含泪，进一步感受到小说中的人物命运<WP=35>的悲惨。两部作品相异性其次还表现在语言特点的不同方面。哈代由于年轻时学过拉丁文和希腊文，因而赋予裘德以同样的本领，能精通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