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现象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元到清,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曾用汉语进行创作。直到建国以后,这种现象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了各个文体完善的创作体系。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整个文坛散文热度的回升,蒙古族汉语散文也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形成了蒙汉双语共存的新格局。有百余名蒙古族作家在用汉语进行着散文创作。然而,蒙古族作家汉语写作一直处于中国文学史和蒙古族文学史的边缘位置,两种文学视野均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真实地反映蒙古族散文的全貌,也为了给汉语创作散文的蒙古族作家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学界理应脱离传统的文学史观,保持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将这些作家、作品纳入到研究视野中。这也正是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学界对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划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所以创作主体的框定是本论文研究的首个议题。笔者以“作家族属”和“作品题材”做为准则,首先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后根据出生地、生活环境、创作语言的不同,将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进行了划分。并从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两方面入手,详细研究了作家创作背景,挖掘其汉语创作的原因。进而研究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情感与蒙古元素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蒙古族汉语散文在平行与交叉中体现了灵活多变的题材类型。回忆性散文、纪实性散文和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的主要题材类型。其中,回忆性散文占有很大的比重。敖德斯尔、朋斯克和安柯钦夫等老一辈作家在拾回的记忆中再造纯清的孩童世界、塑造真与诗之间的人物、用二维的时间感知,在回忆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蒙古族汉语纪实性散文在新时期呈现出了小说化倾向。具体体现为人物性格典型化、叙述结构情节化、题材内容细节化。记游性散文是蒙古族汉语散文主体行走中的心灵自传。他们利用还乡机制,亲近乡村、游走自然、踏足故乡,记述着别样的还乡感触,展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着民族文化的根源。蒙古族汉语散文在情感方面主要呈现出了“颂赞”与“批判”的二元话语。颂赞性话语建立在历史寻根书写的基础上。作家在身份的确认、族群的认同、原乡的溯源中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转化成颂赞话语呈现在文本中。批判性话语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与生活状态的批判中。批判性话语是赞颂性话语的升华,是这些作家做为蒙古民族的主人公对于蒙古大地的破坏与骨肉同胞生活状态的深切关心。颂赞性话语和批判性话语虽然分而述之,实则密不可分,这两种话语深度配合,不仅表现了作家独特的设计,更深层的展现了作家心灵世界与民族历史。蒙古族汉语散文整体来说遵循了散文的写实传统,追求创造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意味的真实。同时,他们也注重散文的意象美,通过意象建构自己的散文世界,抒发自己的情感。原型式意象注重传承,保持了蒙古族符号世界的原汁原味。象征式意象则通过文学手段,赋予了意象更深层更艺术的表达。理性是蒙古族汉语散文自律的选择。新时期以来,随着作家艺术视野的开拓和自我意识的强化,形成了以哲理来追求理性的审美风格。他们以个体生命与外在现实的相互关系作为审视的对象,用感悟自然生命与社会文化丰富了其散文世界。新时期蒙古族汉语创作是历代汉语创作实践的延续,也是蒙古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主流母语文学之外的一种特殊现象,蒙古族汉语创作拓展了蒙古文学的边界,丰富了蒙古文学的文化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