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最富盛名的传奇女作家。自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张爱玲的批评与研究就从未间断过,甚至愈演愈烈。“张热”逐渐从学术界蔓延到普通读者。1995年张爱玲的悄然辞世,再度掀起一阵“张热”。各种研究张爱玲的作品相继问世,她本人的很多散佚的作品不断地被整理,发掘和出版。事实上张爱玲身为一个杰出女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翻译家。然而,学术界对张爱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她的文学创作领域,对张爱玲文学翻译的研究却鲜有人涉及。西方翻译研究早在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就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开始将翻译与文化语境联系起来研究。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翻译活动纳入文化系统研究,探讨了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所产生的影响,提出翻译即是改写的著名论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不同,便会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译者总是通过操纵手段使译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以确保其尽可能被更多的读者接受。偶尔也有译者会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抵抗式翻译策略,而不去迎合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翻译传统悠久,但翻译研究和理论长期集中在翻译的标准、技巧等方面,对翻译主体缺乏系统研究。国内对于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很少有人涉及诗学。本文尝试结合勒菲弗尔的理论对张爱玲的译作进行文本分析。本文结合张爱玲不同时期的译作,包括张爱玲所翻译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体裁包括她所翻译的小说和诗歌,通过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的翻译实践来进一步验证勒菲弗尔的理论。在文本分析部分,作者运用描述分析法对张爱玲的翻译作品与原文本及其他人的译本进行细致对比分析。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翻译实践的。从而得出结论：译者的翻译实践或多或少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翻译者的选材,翻译策略的选择等等。甚至翻译作品在社会上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某个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翻译作品的形成与流行是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差别是何时何地哪种因素占上风。评价一个译者不能简单地从他的译作受欢迎与否来做论断,应该要把他的翻译实践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不仅再一次验证了勒菲弗尔的理论,同时也是对张爱玲翻译研究的一种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