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府志·藝文志》的纂修是典藏杭地文化的重要途徑,本文以明清至民國四種《杭州府志·藝文志》為探究對象,比較其中藝文志著述差異,探究其差異成因,以總結明清至民國之際《杭州府志·藝文志》對地方文化的典藏、發展的多元價值,補彌學界研究方志藝文志的不足。全文共分為六個部分,緒論部分對本文寫作緣起及研究意義進行說明,並就國内外研究現狀進行概述,分為地方志藝文志研究及《杭州府志》研究兩層面進行簡述。第一章針對方志藝文志的起源進行概述,包括方志之源、藝文志之源、方志及藝文志的比較分析,以藉此說明藝文志研究在方志整體研究中的價值意義,及其目前尚未被關注的重要作用。第二章就明清至民國之際四種《杭州府志·藝文志》的發展概況進行梳理,先簡述明清浙江地區方志與方志學的發展,其後就“杭州府”及“杭州府志”進行概念釐定,最後分述(成化)《杭州府志》、(萬曆)《杭州府志》、(乾隆)《杭州府志》、(民國)《杭州府志》中的藝文志概況。第三章將三種明清至民國《杭州府志·藝文志》進行差異比較,先就藝文志體例及類目進行概述,再具體比照諸種《杭州府志·藝文志》體例及類目、著述作者、編纂群體、著述沿襲的差異。經過比較,發現體例及類目差異上:三種《杭州府志》均為“綱目體”,承襲“四部分類法”,僅在子目(門類、屬類)中進行增刪調整;著述作者差異上,(萬曆)《杭州府志》更重五代宋元前代著述者的作品收錄,而(乾隆)《杭州府志》、(民國)《杭州府志》則收錄大量同時期當朝著述者的作品;在編纂群體形成差異上,(萬曆)《杭州府志》以地方官員編纂為主,而(乾隆)《杭州府志》以杭地府縣學的教諭及貢生為主,(民國)《杭州府志》中纂修群體無明顯的偏重,地方官、府縣學生及鄉賢儒士參與比重相類。第四章對明清至民國《杭州府志·藝文志》差異成因做探討,經過分析,大致原因有:第一,因受制於官修政令,《杭州府志·藝文志》的纂修者無法搨脫政治主體性因素,纂修者須秉持儒學正統思想對藝文作品進行删取;第二,不同時期杭州地區藝文志取選標準,在極大程度上受到當時學風、文潮及術業的影響。雖然杭州地區的方志藝文志作品的選取在歷時因素上有承有變,但仍較為明顯地體現出杭地所獨有的地方學術文化特點;第三,受制於當時杭州地區文人作品的傳播與接受程度差異,不同版本《杭州府志·藝文志》收錄情況相應產生差異,由此可反觀當時當地的鄉賢文化與本土文人的學風、學派及影響。總之,其所現的是明清至民國之際杭地官修政令、鄉紳社會、文學表徵、學術考據、書院文化及科舉名士等多方面因素融合的結果。論文末尾對明清至民國之際《杭州府志·藝文志》研究全文進行了回溯,就其沿襲變革所呈現的學風轉變及價值意義進行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