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星璀璨的当代文坛，张洁作为两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倍受瞩目。张洁倾注了作家生命体验的真诚写作一方面成就了她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史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因其为人为文的“偏激”与“尖刻”倍受争议。本文认为，探寻“自我”是贯穿张洁小说创作的主线，在言说“自我”时的“极限真诚”则是导致其作品毁誉参半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通过对张洁小说创作的整体解读，探究张洁作品中对于“自我”的开掘，以及这种倾注了作家生命的真诚言说所带来的利弊得失。　　 论文第一章系统梳理了张洁小说创作中探寻“自我”的发展脉络。张洁在创作观念、叙述重心以及创作风格这三方面的变化表明：张洁小说创作中所探寻的“自我”的内涵由普遍之“人类”转向个体之“我”；实现“自我”的途径由报效祖国转向个体灵魂的自由；建构“自我”的叙述方式也由写实转向了自传。这种种“内转”趋向既是文学式微等时代因素所致，也同张洁对文学功能的工具化定位，以及把握宏大题材的力不从心有关。　　 论文第二、三、四章，从具体文本出发，分别论述了张洁不同创作阶段“自我”探求的具体内容、特点以及得失。在“痛苦的理想主义者”阶段(1978-1986)，张洁在社会层面建构了社会奉献型的“自我”，深入到性别层面上探讨女性独立自强的“自我”。张洁在人性遭遇压抑的痛苦中温情呼唤爱与美的理想，获得了与读者的“音叉共鸣”。在“深刻透彻的‘女巫’”阶段(1986-90年代初)，理想乌托邦的幻灭使张洁对生活、文学以及自我的关系存疑，从而撕碎了前一阶段建构的“自我”，突出表现为知识分子“自我”的毁灭和异化。这种建立在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基础上的探究，加剧了张洁洞察社会弊端、洞悉女性问题时的尖刻之风，形成了“偏激”的个性。在“老尔弥怨的‘恶女’阶段”(90年代初至今)，张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最大限度的融入文本，建构了仅仅属于张洁个人的“自我”，形成了话语霸权。通过对“自我”的重建与审判，获得灵魂自由的“自我”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