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鲁迅的文学,“诗力”是一个关键词。“诗力”的提出与鲁迅对清末文坛的基本判断相关,即一方面不满于把文学仅仅作为启蒙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不满于将文学视为闲书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中,“文学”自身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界定的对象。鲁迅早期关于文学的思考集中体现在留日时期的五篇文言论文中。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以抵抗的姿态介入人的精神生活,即“撄人心”。也就是说文学虽然与“实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人的灵魂,这可以视为文学的“无用之用”,也使文学获得独立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不但与科学,而且与历史、哲学等区别开来。以“撄人心”为基础,突出文学“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一面,即拜伦、雪莱等“精神界之战士”所开辟的传统,就成为鲁迅“诗力”观的核心。鲁迅以“诗力”为核心不但解决了文学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纠葛,而且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文学”,并为自己此后的写作奠定了基调。对于“诗力”的追求在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当中有着最为充分的体现。鲁迅的杂文以1927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与前期杂文相比较,后期杂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深入地介入政治领域。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以及自身身份的变化,鲁迅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气氛的高涨虽然难免对文学写作形成一定程度的约束,但对追求“诗力”的鲁迅文学而言却是难得的机遇。所以鲁迅并不反对文学承担相应的政治内容,甚至认为介入政治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介入?抵抗性的“撄人心”的杂文写作在面对政治的时候无疑成为最佳选择。也正是在与政治的对决中,鲁迅后期的杂文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追求“诗力”的写作强调以抵抗的姿态介入人的精神生活,最终往往指向人的生存以及写作本身,成为灵魂的拷问和文体上的实验。鲁迅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与政治的对决中探测写作的各种可能和限度,所以杂文写作既是一种文化上的突围,又是一种文类上的重构。本文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呈现出鲁迅后期杂文在文学与现实,特别是政治的对决中获得“诗力”的探索过程。探讨鲁迅后期杂文“诗力”的生成,自然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但从外部的时代语境入手却并非最佳选择。作为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写作体式,鲁迅的个人境遇往往更值得重视。时代语境也只有与鲁迅的个人境遇,也即自己“本身上的事实”发生关联时,才可能成为具体而微的话题进入鲁迅的杂文。具体来说,参与“革命文学论争”、介入《自由谈》以及晚年(1934年后)面对疾病和死亡都对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分以下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讨论对最后十年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论争”,特别是“论争”中鲁迅对杂文的态度。“论争”对鲁迅而言正如竹内好所说是一种“终生的余业”,鲁迅参与论争既是一种姿态的选择也是一种写作的策略。所以本章希望从“革命文学论争”的立场、内容以及论争作为一种形式的角度来讨论鲁迅在论争中的杂文写作。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为鲁迅重新审视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也为鲁迅后十年选择杂文为主要写作文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讨论《自由谈》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系。1933年鲁迅为何介入《自由谈》?以何种方式介入《自由谈》?介入《自由谈》对其杂文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鲁迅主动介入《自由谈》既是此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延续,同时又是在商业报刊上试探杂文写作的种种可能。本章分别从《自由谈》版面的革新、《自由谈》与《大晚报》的对峙、读者与作者群的变化等因素入手考察其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联。鲁迅在既适应媒介的要求同时又借用媒介这个平台的夹缝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写作模式,而这一写作模式最终又导致鲁迅杂文写作在文体意识上的自觉。第三章主要讨论晚年境遇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系。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是在与疾病、死亡的斗争中过来,与此同时又处在各种左翼矛盾的中心地带。要理解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必须先对其晚年的境遇有一个确切的认知。具体来说,本章希望从交游、疾病、死亡入手来分析鲁迅晚年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杂文写作上的变化。总体上讲,一方面鲁迅此时在杂文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分子问题,乃至生命本身均有较集中的论说；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鲁迅的自我反省意识越来越强烈,如对之前坚持的“启蒙理想”等有着较为复杂的态度,杂文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复调性特征。第四章通过对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梳理、以及对厨川白村、苏俄文艺理论等相关翻译的分析,试图从话语形构的角度来探讨鲁迅杂文观念的形成以及后期杂文的形式问题。“诗力”不但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核心命题,而且促成了在形式上“陌生化”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