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本身就是人、城、市关系的建构、解构与重构过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文章尝试将城、市两种功能维度贯通中西方城市发展历程,寻求城市发展中的“人本”线索,探究人、城、市三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互动关系。通过梳理文献资料,作者发现城市自形成伊始便是人类精神的外化,初始阶段城市发展也是依托统治阶层的权力与威能产生聚合作用。城市实体本身就是人类精神的具象化。城市的“人本”因素有其历史渊源。然而,中西方历史上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城市居民时常处于权利贫困与经济从属性地位,缺乏真正市民权利,仅仅单纯作为城市有机体成长中的贡献要素,城、市两重功能对普通民众的支持甚为薄弱,人本因素被排挤到城市精神文化的边缘。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传统城镇化中,作为人的因素在城市发展中坠入从属性地位,农民工群体“进城”、“入市”的障碍彰显出人与城、市的关系非协调性,具体体现为“城”功能、“市”功能、社会功能缺乏对农民工的有效支持。西方自从中世纪晚期伊始,资本逻辑逐渐扩大影响,统摄西方城市的成长模式。在城市外围,资本逃避城市当局的监督,无限制的蔓延,夺取乡村资源；在城市内部,资本以其强烈的腐蚀能力和增值需求为目的,极大地改造了城市的形态与发展模式。鸦片战争之后,资本深刻改造了中国的城市格局与城市性质,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资本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机理,“物本”与“官本”压制将“人本”挤出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位置。人与城、市关系失调的内因乃在于资本逻辑对城市发展的统摄。基于资本逻辑的运行特征,文章提出厘清城市边界以遏制城市无序扩张,削弱资本逻辑的扩散。在城市之中,冲破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重新确立人本主义,通过提升制度、人居、社会保障、教育等多层次的城功能及市功能激发城市迁移群体的活力,提供发展机会、改善生活环境、提升发展能力,最终实现城市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由此,以人本主义理论框架替代资本逻辑,促进城市健康发展,营造人、城、市之间的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