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问题一直是后殖民世界解殖过程中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在被殖民过程中,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身份被歪曲和污名化。在当今多元主义政策背景下,重塑身份成为当代澳大利亚土著人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基于后殖民主义重要文论家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和比尔·阿什克罗夫特等人提出的“帝国回写”等创作技巧,本论文专题讨论了当代土著作家三部重要文本中体现的宗教身份、女性身份和政治身份重塑问题。关于土著人宗教身份重塑,本文从马德鲁鲁的被公认的第一部土著人小说《野猫掉下来了》为入口,讨论其体现的宗教身份是对于土著“梦幻”哲学,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和东方佛教哲学的“杂糅”。在此过程中,土著人已经无法通过被殖民前的纯粹的、纯真的、单一的“梦幻”哲学来重塑宗教身份。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土著作家们借助“杂糅”理论,以“梦幻”哲学为基础,积极吸收东方佛教哲学和欧洲存在主义哲学,以期达到目标。三者的共同之处是宗教“杂糅”的基础。“梦幻”哲学所包含的循环时空观和万物有灵论与佛教哲学的轮回思想相似,它反映现实的虚无感与欧洲存在主义的荒诞论一脉相承,它们都共同反映了现实世界的虚无和无奈的悲观主义思想。小说中主人公土著青年“野猫”从被释放到回归监狱,从少年阿飞到少年犯,从囚犯到大学艺术评论家,从抢劫犯到顿悟的“野猫”发展过程契合了土著人“梦幻”哲学的循环时空观和佛教的“轮回”观以及存在主义的荒谬存在论。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澳大利亚文坛刮起了一阵强劲的土著女性作家的“生命书写”的风潮。她们以白人的传记和自传等文学体裁为基础,加之“梦幻”神话,侦探小说等形式以“杂糅”的艺术形式再现她们久被压抑的边缘话语。作家们以“寻根”为主线,与母亲及外祖母等人一起回归祖先部落,探访亲友,恢复历史记忆,真实再现“被偷走的孩子”和对土著妇女的性剥削等历史问题。以反记忆为基础的反话语有力回击了白人的霸权话语。这也是“帝国回写”的经典范例。它不仅解构了白人传记的叙事策略和叙事传统,颠覆了殖民地官方历史及霸权话语,而且在凸现澳大利亚文学的后殖民性,重塑土著女性身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结合土著女作家萨丽·摩根的《我的位置》,本文探讨了利用文类“杂糅”,“挪用”白人话语形式,土著女性作家们重述历史,建构土著女性身份。小说利用双关的标题既要在土著社会找到“我的位置”,体现寻根之旅,又要在白人社会找到“我的位置”,体现反抗霸权话语策略。作品利用母亲和外祖母在返归部落之后的回忆,揭示了白人历史上那段黑色一页。这种反话语策略可以从内部颠覆白人主流话语的欺骗性和蒙蔽性。进入新世纪以后,土著作家们熟练运用白人的各种文学形式,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创作了一批充满政治色彩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以索还土地权为核心,从话语斗争转向法律和政治斗争。在“马博”判决和“威克岛”判决的胜利鼓舞下,土著人在索还土地权等问题上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阿莱克西斯·赖特的《卡奔塔利亚湾》正是这方面优秀代表作品之一。该部作品以“想象奇特,文体瑰丽”而获得2007年“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等近十项澳大利亚文学奖项。土著人与土地的亲缘关系和白人与土地的占有关系不同,他们认为祖先神灵栖息在动植物体内,山川河流,峡谷丛林等处,不容白人定居者采矿和畜牧等活动践踏他们神圣的,原始的土地。小说结合土著“梦幻”神话传说与白人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创世“虹蛇”的帮助,利用自然力(旋风、暴雨、洪水和山火)使白人矿山和小镇Desperance毁灭和重生。作品结尾在海上形成的垃圾荒岛象征性地预示土著人的土地权斗争的胜利。白人小镇在天启式的旋风和洪水毁灭后,只有主人公Will Phantom和父亲及儿子三代人在“伊甸园式”的荒岛上幸福生活着。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简述了国内外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及身份建构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一章探讨马德鲁鲁的代表作《野猫掉下来了》中体现的宗教身份。第二章探讨萨丽·摩根的《我的位置》中的女性身份。第三章分析阿莱克西斯·赖特的《卡奔塔利亚湾》中的政治身份。结论部分总结了宗教身份、女性身份和政治身份等三个侧面所形成的“杂糅”身份重塑。最后指出本论文的创新之处:身份建构的中间性(In-betweenness)决定了当代澳大利亚土著身份重塑的的杂糅性。这种杂糅性身份体现在哲理基础和表现形式上。在多元文化政策成为澳大利亚国策的当下,澳大利亚土著身份重塑有助于加速其国内的种族和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