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Poetry-as-History)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经典范畴。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它起源于晚唐,在宋代成型,又在明代发展成熟。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诗史”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关于“诗史”这一问题争辩的过程,同时也是诸家各派“诗史”论形成的过程。明末清初是“诗史”论发展的关键时期,之所以说它关键,一方面在于这一时期就“诗史”问题的探讨与研究紧密地承接了明代中后期的“诗史”论,二者之间存在着交集。明末清初“诗史”论可以视为明代中后期“诗史”论的深化与推进。同时,许多诗论家经历过明代中后期,其“诗史”论于明末清初成熟与完善。因此,明代中后期“诗史”论可以视为明末清初“诗史”论发展的序曲,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部分“诗史”论的发展情况加以勾勒。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的“诗史”论有着与历史相通的一面。另一方面,“山河破碎”的时代环境又为这一时期的“诗史”论注入了“变”的特质。一通一变,使明末清初“诗史”论呈现出复杂交错的面向。本文从结构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诗史”论概念的由来及发展流变的大致状况。“诗史”论之诗学概念始于晚唐,到了宋代,伴随着士人群体地位的提升,理学的发展以及杜甫备受推崇的局面的出现,“诗史”作为一个独立的诗学范畴得以形成。总体而言,宋代乃至元明之际的“诗史”在内容上侧重于叙事与说理,在写作方法上偏重“实录”功能。同时这一部分试图指明“诗史”的内涵在明代中后期发生着渐变。这一时期明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态势。这一时期,尽管有许多诗家,如李梦阳等人继续延承并恪守“诗史”准则,但许多诗论家开始对“诗史”之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诗论家对“诗史”态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杜甫其人、其诗态度的变化。不同于宋代文人对于杜甫“诗史”之誉的定评,这些诗论家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态度是毁誉参半的。“诗史”的内涵也不仅仅局限于“以韵语纪时事”,而是囊括了“风雅”内涵,并以“赋”“比”“兴”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一变化表明了这一时期诗论家对诗与史之间的关系予以了深度思考,同时他们对诗歌自身规律也进行了深刻的把握。在杨慎、许学夷等人的倡导下,诗歌有了某种摆脱历史与道德等外部因素的纠缠,进而走向自律自为的趋向。第二部分主要列举了明末清初诗论家,如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钱澄之等人对待“诗史”的态度与评价,并且阐述这一时期“诗史”论在情感思想与理论思维两方面的特点。这些诗论家有感于明末士人道德的堕落以及学风的空疏,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文人群体对现实与未来感到无奈,并将自身封闭起来深表不满。因此,这一时期“诗史”论倡导真情,同时具有重雅抑俗的倾向。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诗史”论可以视为对杨慎、许学夷等中晚期诗评家理论观点的深化,诗的地位在他们的心中的分量明显提高。“诗史”的争辩可以看作这一时期人觉醒的表征。从起初的“诗不可兼史”“诗不可以史为”到后来的“以诗为史”“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到最后“诗史互证”“诗为史外传心之史”等“诗史”论的变迁体现出的不仅是诗与史之间的关系变化:诗与史之间的关系从严格对立,逐渐过渡到发生关联在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涉,同时这种变化也是诗歌写作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更是时代的缩影。“天崩地裂”的时代造成了文人士子普遍的焦虑。一方面,山河梦碎与江山易代的社会现实使清朝统治阶级书写的正史以及宏大叙事为汉族文人所怀疑,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汉族文人的理想与期待。长期以来,诗的作用是为史服务的,因此,史的因素在诗歌当中会有自觉的流露与表达。“以诗为史”成为了许多诗人的理想化追求。诗固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诗歌评论家为叙事纪史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形式。然而,明末清初的诗坛与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诗歌评论家不是向外面的历史与宏大叙事找寻何为真实,而是开始将目光向内转,通过诗这一特殊形式书写出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重建已经破碎的精神家园。诗中所叙之事也不再是情感的触发媒介,诗中之事变得更为具体与真实,充满了感性。这种情况实际上就为“诗史”存在的合理性与论说的可操作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明末清初“诗史”论的理论价值与诗学意义,这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诗歌的真实与虚构、诗歌缘情与言志、诗歌的接受与再阐释,进而总结出“诗史”之名得以存在的可能性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