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项以任乃强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目的是以一位学人为视角解读中国人类学中的一些“非西方”因素。这项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相比华北和华南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中坚力量形成的中国人类学“北派”和“南派”,西南地区在抗战之前除了国外学者进行的考察之外,民族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从边疆问题研究引申出来的。但是抗战爆发之后,在以往边疆研究的基础上,学术机构的全面西迁使西南地区成了人类学研究重镇。这一学术研究的波澜起伏时期,正是任乃强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他的创作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作为一位本土学者,任乃强经历并参与了人类学在中国(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如何以人类学的眼观看待他的人生经历,解读他的的田野调查和学术思想,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任乃强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但最终型塑了任乃强一生的,却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爆发的“五四”学潮。这一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文化运动对任乃强的影响显著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思想在意识上成为“自觉”,二是它赋予了知识阶级作为“民众先驱"的地位。并由此成为“我国传统的士的救世精神之复活"。经历了“五四”精神的锻造,近代以来“士人”和“学人”之间的紧张心态从未对任乃强产生困扰。他所秉持一生的“学以致用”和“经世致用”思想实际上都在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强调“士”的“救世精神”。无论学生时代的农业救国思想,还是回到四川南充后尝试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不管从经济还是文化入手,任乃强的目标都超越了地方社会而指向“国家”,指向总体的社会秩序。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西康之后,如何处理西南地区与新的政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任乃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所面临的直接问题。远离思想革命的中心,传统“天下观”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在任乃强那里重新具有了可能产生的支配力量。在这种文明观的主导下,任乃强的投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上的“知识救国”思想很快转变为为地方“修志”的意图。因为方志作为地方文明史之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对帝国的朝贡,是用文字的形式把地方加入到中央文明体系当中。整个20世纪30年代,任乃强的“方志"书写呈现出复杂的“心态”。一方面,这种书写基本顺应了国民政府的号召,试图以帝国体制下“中央朝廷”和“地方郡县”的对应情境来体现当前政治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对应关系在“边疆”这一特殊地带被蒙上明显的“教化”色彩,体现为任乃强志书书写中强烈的“经世致用”特征。可以说,从国家到个人,“天下观”的思维模式被种种新的思想笼罩起来,但其基本脉络依然清晰可见。在这一背景下,任乃强眼中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图景逐渐展开,这显然不仅仅是任乃强眼中的西南图景,也是那一代学人眼中的。进入40年代,当西方近代社会科学随学术机构西迁而大量涌入的时候,被新文化运动熏陶过并力主以“科学”方法面对西康社会的任乃强本来应当很快接受更为“科学”的近代社会学科研究范式,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一方面,长久以来的“经世”情怀使他难以猝然放弃“教化”的理想而仅仅成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这可能是局限于专业学科体系内所必然出现的结果,尽管这些学科知识同样可以和政治统治相互结合。另一方面,从30年代到40年代,支撑康藏研究不断发展的主要力量——由政治局势引发的社会关注——始终没有改变,这使得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一直以来具有十分开阔的视野,对社会的观察有可能从任何视角介入。尽管抗战爆发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很快占据了这一领域的主流方向,但这并没有妨碍康藏研究“博”的研究态势,相反,边政学的兴起作为这一态势的学科化发展,为其合理存在找到了学术依据。在这一方向的引领下,任乃强不需要将自己的研究完全纳入到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范畴中——尽管受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这种影响在随后的时间里日渐加重。但总体而言,在康藏研究从30年代延续下来的“博”的研究氛围中,任乃强沿着方志的书写路径走向史学,他的研究领域从康区扩展到藏区,尝试为藏区重新书写民族历史。任乃强的民族史书写延续了他方志的书写心态,其关注的目标在于如何处理藏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康区的历史可以用“志”的书写形态来表达一种文明的朝贡关系,那么基于以往的文明存在形态和政治统治形式,藏区的历史书写则必须以“史”的面孔建构,而历史的书写本身就是文化的纽带。40年代以来,任乃强的藏史书写建立在追求“信史”的目标基础上。在他看来,“信”,意味着明确和客观,是他重新书写藏史的理由。但实际上,任乃强的明确和客观标准无疑是汉文明中心主义的,他在对“信史”的追求中加入了大量“度之以理”的分析,这一“理”的根据也必然是汉文明视角的。而其目的之所在,是努力将中央政府的王权放置在西藏的教权之上,避免地方文化对国家造成挑战——这也是他宗教研究的目标。实际上,任乃强所提出的“国家”方案一方面强调对“国家"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试图成就对地方文化的保全——他认为不如此不足以稳定当地社会。这使他的思考形成一种张力,那就是无法确保国家的政治权力能够自动给地方文化一个发展空间,为了处理这一矛盾,文明“教化”被重新提出来,用以表达文化的主动性融合。任乃强的“经世”愿望在西康具体展现为一种基于“文明教化”思想的“国家”意识,这一意识规制了他前半生的学术研究。但也正因为基于这种“天下观”的文明教化思想,任乃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反而更加开放。也正是由于从根本上倾向于以“教化”的眼光来审视不同族群的文化,任乃强在着重于相“教”的同时,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化"有着更深的认识。在他的书写中,文化总是处于动态的复杂演变之中,这种演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尤其在他放松了汉文明中心的视角后,他笔下的“同化”不再单单指向“汉化”,而是包括了“藏化"、“蕃化”、“康化”等多种情形。与“汉化”一样,它们体现的其实是民族文化的充分流动和深层融合,而这种流动和融合以“教化”为基本逻辑,为“中华民族’这一总称找到了理论支撑,和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成了心态上的连续性。任乃强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重新书写民族区域历史的人。通过任乃强,中国的人类学继承了方志的书写基础,从史学中获得了给养。可以说,任乃强是中国传统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个积极环节,他的实践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社会科学与史学之间的断裂由此得到联续。任乃强的西南视野不仅基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更基于一种深层的“经验”与“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仅属于其本身,也属于社会,可以说,任乃强所书写的康藏地区这个“华夷之间”的存在,展示了以“天下观”或“华夷观”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中国传统民族志的书写在面对西方社会科学时所产生的变与不变,反映出知识分子世界观以及与之相伴的心态的转换和坚持,这种转换和坚持映射着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从而影响着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