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消费观念的转变为分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我国自2015年起出台的系列政策为分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分享经济迅速遍布于交通出行、短租、知识分享等各个领域。同时,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多国官方统计部门均致力于分享经济的调查工作,涉及概念界定、数据收集等方面。但目前关于分享经济的核算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核算范围、对象、计价规则等方面都未形成一致定论。因此,本文立足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对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展开系统性探究,对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夯实统计数据基础,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分享经济的产生条件、现有定义与存在的争议,通过分析归纳得到分享经济特征,并与其他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最终从产出核算的角度对分享经济进行了界定,梳理了典型的非分享经济活动,给出识别分享经济平台的决策树。其次,基于国民账户体系,明确了分享经济核算主体、产出范围,并依据分享经济平台及交易模式特征,将平台运营模式分为4类,重点探究了生产法与收入法下的核算要素。再者,通过案例简析,探讨了不同运营模式下代表性企业分享经济活动的交易流程及生产法下的增加值核算过程。最后,对分享经济的就业统计方法及产品分类标准进行了探讨,提出编制分享经济卫星账户的展望,并进一步为政府数据统计工作提出了建议。经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几点结论:其一是分享经济具有诸多特征,闲置资源的非市场价格及采用依赖性合同的雇佣模式,是分享经济活动发生的最主要特征。其二是分享经济与其他相关的新经济模式存在区别,共享经济强调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资源供给者与消费者不是同一主体,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分享经济强调闲置资源的再利用,供给者与消费者可以是同一主体,交易双方的地位平等;租赁经济、平台经济等与分享经济存在着重叠;由此本文认为:分享经济是由闲置资源提供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通过与互联网平台签订依赖性合同,采取点对点交易的形式,以非市场价格让渡闲置实物资产的使用权或提供认知盈余,以低于专业组织的边际成本提供服务并盈利的一种经济活动。其三是在分享经济的核算主客体和核算范围方面,核算主体包括闲置资源供给者与分享经济平台,依据平台间竞争程度大小、对交易活动的控制力大小,平台运营模式可分为4种——特许经营者（Franchisers）、监护人（Chaperones）、负责人（Principals）、园丁（Gardeners）;核算客体为服务,生产范围包括提供给其他单位的符合分享性质的服务生产,发生了分享行为的自给性知识载体产品、自给性住户服务的生产,以及符合分享性质的雇佣付酬家政人员的生产。其四是在核算方法方面,在生产法下,分享经济的总产出包括市场性产出、为自身最终使用的总产出及非市场性总产出三类,能够产生生产与消费两种效用,并且传统经济下计入中间消耗的辅助活动可能被包括在分享经济的服务产出之中;分享经济的中间消耗不但包括传统经济中的非耐用品消耗、同一企业的不同基层单位之间所提供的服务,还包括分享经济生产者基于闲置资源所提供的具有生产效用的服务。收入法下,本文参考SNA及ILO所定义的非正规部门,将分享经济中基于创造收入而从事服务生产的住户部门居民个人称为非正规企业,并按照SNA将其收入计入混合收入。其五,展示了4种运营模式下代表性企业的交易及生产法下的增加值核算过程,首先需要从企业业务中识别出分享经济活动,根据是否存在广告商参与、是否有优惠补贴,记录为相关的产出或费用;对于不同的固定资产,需要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方法计算固定资本消耗。现存关于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的研究凤毛麟角,综合全文,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点贡献:其一是对分享经济概念做出界定,与不同经济活动进行辨析,确定了分享经济活动的识别方法,明确了核算范围及核算对象。其二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厘清了核算的重难点,探讨了因生产者与消费者、耐用品与投资品、雇员与自雇工作者边界模糊所带来的核算困境,以及免费服务的核算方式,夯实分享经济增加值核算理论。其三是对就业统计、数据收集及卫星账户的编制提出了探讨,为政府统计工作的开展提供基本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