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并没有关于海洋渔业管理的专门的法律规定,但皇帝的诏旨、命令和对地方官员请示的批复,以及地方官员根据皇帝诏令所作出的命令,在法自君出的古代社会,必然起到了法律的作用。明代海洋渔业法律制度就是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为管理渔业生产、渔业课贡和渔民生活而制定的的一系列制度性规范的总称。主要包含渔政机构组织制度、渔业课贡制度、渔民管理制度、渔业保护制度、渔禁制度。渔政机构组织制度就是河泊所制度,河泊所制度设立于元末明初,是明代主要的渔政机构,拥有管理相应渔区、管理渔户和征收鱼课的职能;河泊所向渔民征收鱼课和渔贡,鱼课按照所征材料可将划分本色之征和和折色之征,按照渔业课税所征收的依据划分,又可分为人丁税、渔盐税、鱼苗税等,渔贡主要是一些地方珍惜的海产品,各地所征渔业课贡主要配送至户部、工部和礼部,作为建筑材料、官员俸禄和皇室使用;明代对渔民的管理沿袭了元代的户役制度,河泊所对管辖区域内的鱼课建账“赤历册”进行登记,在沿海地区,又依据渔民的活动特点建立了船甲和澳甲制度;明代为保证沿海渔业生产安全建立了渔兵制度和巡海会哨制度;明代对沿海实施渔禁,但逐渐宽松,配合渔禁制定了渔船管理制度,分为船只制造的管理和船只下水后的管理。明代渔业海洋法律制度的形式多样,有皇帝的诏令与对地方官员奏请的批复,还有地方官员的命令与实施细则。同时设计渔政机构组织、渔业课贡征收、渔民管理、海防制度和对渔业活动的限制,制度设计内容十分全面。制度在实施中灵活性与地方性较强,但科学性、稳定性和系统性较为缺乏。自明中期开始,渔业管理实际上是通过地方宗族的间接管理。明代海洋渔业法律制度促进了远洋渔业和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但也促成了很多渔民放弃渔业生产改从他业。相比以往历代,明代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由单纯征收渔税转变为全面管理,也是对渔业专门化制度的进一步尝试,它的渔税征收方式为清代所继承,并开启了了军民融合海防制度的先河,对明代海洋渔业乃至明代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其中许多制度依旧在运用治理内陆农耕文明的手段,并未完全顺应海洋渔业发展规律,而且抑制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但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涉及的层面还是制度内容都较之以往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创设的许多制度也为日后许多渔业制度所借鉴,在海洋渔业法律制度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