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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在甘肃省内进行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POAE)联合自动判别听性脑干反应(AABR)新生儿听力普遍筛查(UNHS),得出甘肃省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发病状况;2.利用成本-效益比(BCR)评估DPOAE联合AABR应用于UNHS的经济效果,使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听力学家,管理人员以及参与UNHS的其他人员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DPOAE联合AABR对2012年9月1日-2013年8月31日进入妇幼保健院的71467例新生儿在出生后48-72小时内实施UNHS,未通过者42天后进行上述仪器联合复筛;仍未通过者3个月内进行听力学诊断检查并跟踪随访。通过本课题得出的新生儿先天性听力损失的发病率,以及文献中的现有数据结合甘肃省卫生部门财政投入估算费用及货币化收益来计算BCR。采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本课题纳入71467例新生儿,初筛未通过13647例,未通过率19.10%;复筛未通过424例,未通过率3.41%,诊断不同程度先天性听力障碍138例,发病率为1.93‰。极重度听力损失36例,发病率0.50‰;重度听力损失27例,发病率0.38‰;中度听力损失44例,发病率0.62‰;轻度听力损失31例,发病率0.43‰。单耳听力损失41例,发病率0.57‰;双耳听力损失97例,发病率1.36%o;重度及极重度双耳听力损失40例,发病率0.56‰。2.本课题共纳入男性新生儿37257人,最终诊断听力障碍患儿73例,听力损失的发病率为1.96‰。共纳入女性新生儿34210人,最终诊断听力障碍患儿65例听力损失的发病率为1.90‰。不同性别新生儿先天性听力损失发病率卡方检验示:P>0.05。3.课题共纳入东部地区新生儿23432例,最终诊断听力障碍患儿47例,发病率2.16‰;中部地区新生儿21900例,最终诊断听力障碍患儿33例,发病率1.51‰;西部地区新生儿15472例,最终诊断听力障碍患儿39例,发病率2.52‰;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生儿7409例,诊断听力障碍患儿14例,发病率1.89‰;甘南藏族自治州新生儿3254例,诊断听力障碍患儿5例,发病率1.54‰;。各地区新生儿先天性发病率卡方检验结果均P>0504.课题纳入汉族新生儿63684人,确诊先天性听力障碍患儿123例,发病率1.93‰。回族新生儿4562人,确诊先天性听力障碍患儿8例,发病率1.75‰;藏族新生儿1569人,听障儿5例,发病率3.18‰。东乡族、裕固族等其他8个民族纳入新生儿共1652人,确诊听力障碍患儿2例,发病率1.21‰。各民族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卡方检验结果为:X2=0.496;P=0.060。5.本课题共纳入高危因素儿4895例,最终诊断听力障碍患儿29例,包括6例外耳畸形及耳道闭锁患儿,听力障碍发病率5.92‰。高危因素儿与正常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率卡方检验结果为:X2=43.484;P<0.001。6.通过对于成本和效益估算表明BCR=8.66,即联合应用DPOAE合并AABR模式获得的效益超过UNHS项目成本。结论:1.甘肃省2012年9月1日-2013年8月31日期间新生儿先天性听力损失发病率为1.93‰;其中,极重度听力损失发病率0.50‰;重度听力损失发病率0.38‰;中度听力损失发病率0.62‰;轻度听力损失发病率0.43‰;单耳听力损失41例,发病率0.57‰;双耳听力损失97例,发病率1.36‰;重度以上双耳听力损失40例,发病率0.56‰。2.不同性别,不同地区,各民族间发病率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3.伴有高危因素的新生儿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生儿,其中颅面畸形为引起听力障碍的最高危因素;4.联合应用DPOAE合并AABR模式获得的效益超过UNHS项目成本,该项筛查完全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