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把柏拉图对话作为对苏格拉底的哲学审判来理解，也就是说，苏格拉底之死因为柏拉图的重新审判从一个历史事件成为一个哲学史的大事件，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柏拉图对话对苏格拉底的重审中获得关于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的可能问题的回答。苏格拉底申辩的失败未能抹杀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生活的可能，从后世人往复回溯到苏格拉底问题就可得见，苏格拉底式哲学不只是有意义的理论，更是可行的现实。重新审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或许可以看到哲学的一种可能。若想从柏拉图对话中凝炼出一个共同主题：关于苏格拉底式哲学生活的可能问题，首先而且不得不对对话的形式与意义作考察，这不只是因为对话是柏拉图“变化多端”的多种对话最显著的共同特质，而且因为柏拉图哲学的意义或许就蕴含在形式之中：哲学不只是思辨，更是对话，不只是言辞，更是行动。但是，这就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柏拉图对诗的批判，但笔者以为，正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障碍的过程中看到了哲学的奥义：哲学不仅对自身保持清醒，而且对诗的优劣也同样清晰，哲学借助“诗”模仿的力量，可以看成哲学为了唤醒洞穴中囚徒——大众的一种深明大义的“下降”，而这一自主的“下降”正是哲学自身的“上升”，因为只有清醒地认识因为无节制的求知，哲学对城邦的颠覆性，城邦对哲学的要求，正是在与诗的分合众，在与城邦的出走和返回中，哲学才能认识自身。而苏格拉底申辩的失败，似乎暗示哲人出走与返回洞穴这一哲学的上升与下降的失败，但笔者不这样以为，苏格拉底在申辩中还是既坦诚地又微妙地呈现“苏格拉底不是谁”，从而表明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尽管他被判以死刑，却是哲人自己一手促成自己舍生取义，苏格拉底的申辩与其赴死为我们展开了哲人的生活和哲学的可能。个体一般不会因为为哲学作辩护而如此从容赴死，但至少，我们从中借助苏格拉底这一位“灵魂助产士”，审视自己的灵魂，或许不一定产下“灵魂之子”，但自知自身的无知，从而谦逊温良不正是最大的收获。哲学的可能正是这种灵魂助产术，在“爱欲”的关怀下，也就是贫困与丰富的张力之间，帮助、引导个体灵魂经受分娩之痛，得到训练，追随知识，而苏格拉底所谓的知识不是其他，正是对善的生活方式的选择。